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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腐败的原因，存在三个非常流行的观点：一是认为缺乏民主，二是认为没有法治，三是认为文化才是问题所在。迷信这三个理论的人非常多，这三个理论分别叫民主决定论、法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

　　证明观点是否正确，简单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例外。99个例子也许能证实一个观点，但1个例外就足以证伪一个理论。

　　先来看民主决定论。一些人以为，民主健全的台湾地区比较廉洁。有研究“廉洁指数”（“贪腐印象指数”）的机构给出的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个推进民主的国际权威组织认为，印度、蒙古、印尼的民主程度与中国台湾相近，都属于“自由的民主”。可不幸的是，印度、蒙古、印尼却都非常腐败。属于“民主国家”的墨西哥和菲律宾，“廉洁指数”也比较低，最突出的是美洲最早确立民主的国家海地，过去10年的“廉洁指数”更低，成了彻底推翻民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法治决定论本来是用来反驳民主决定论的，因为民主决定论确实经不住这么多例外的考验。法治决定论者最得意的例子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用西方的标准，这两个地方都不够“民主”，但廉洁程度却举世闻名。有一个推进法治的国际权威组织叫“世界正义工程”，印度的法治程度被它认为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相近，可很不幸，我们都知道，印度廉洁程度远不如中国内地。印度就这样成了彻底推翻法治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

　　文化决定论认为，腐败是由“国民性”或文化基因决定的，中国内地腐败，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基因很腐败。同理，印度、印尼、海地都腐败，因为其“国民性”也很腐败。可是，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却都比较廉洁。所以，能彻底推翻文化决定论的“判决性反例”是4个。类似反例还有同（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文同种但分裂成不同国家的那些地方。

　　这三个理论的“判决性反例”都无可辩驳，为什么这些理论的迷信者却依然执迷不悟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关心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他们关心的是改变社会的某种愿望，他们关心的是一种能够强化自己不满情绪的反现实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被愿望主宰的动物。

　　在分析腐败原因和对策时，还有一个“地缘规模因素”常被提起。它说的是：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反腐成功，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弹丸之地，规模小，分隔度高，治理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缘规模论跟其他三种理论一样迷人，但也错得一样不幸，因为海地规模也小，可腐败的治理却一塌糊涂。

　　如果民主法治对人类来说是主动一些的，地缘文化对人类来说是被动一些的，那么，这两对主被动的因素之间，就似乎存在某种张力，以至于一旦偏向某一边，另一边就开始起作用。

　　这个“张力现象”包含一个“时点问题”：在历史的什么时点上，人类主动因素的作用可能开始超过被动因素的作用呢？这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张力现象”还包含一个叫“路径依赖”的重要观念，用中国人的老话叫“习惯成自然”，理论上叫“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一旦“路径依赖”形成，改变起来各种成本就非常高。

　　“张力现象”、“时点问题”和“路径依赖”给探索腐败原因的启迪是：腐败的原因和相对程度，取决于“制度与文化的某种独特组合”。这就是“制度文化组合论”。按这个理论，人们不能以地缘文化为理由，反对民主法治变革；也同样不能以为，民主法治变革能脱离文化改造而制住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