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生活文章网

　　中国羽毛球队前女双队员黄穗，在过去一周，因为放弃了国内的副处级干部职位，突然出现在澳大利亚羽毛球队，迅速成了焦点人物。“黄穗事件”让“官员化”的中国优秀运动员进入公共视线。

　　顶着官帽去比赛，其实只是中国运动员再就业乱象的光鲜一环，属于举国体制下成功者的锦上添花，裹在这层锦衣里面的，是大批运动员的再就业困局，无名运动员的处境尤其艰难。

　　什么是“举国体制”？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攻坚，争取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上夺取更多奖牌。过去，中国竞技体育的兴盛，秘诀即在于此。可它的成本也是高昂的：雅典奥运会结束以后，有人算了一下账，中国队的每一块金牌成本高达七八亿元人民币。跟金牌亿元数量级的成本比起来，体育部门给优秀的运动员送几顶官帽、发几年空饷，又算得了什么呢。

　　早在2005年9月，当时仍在为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参赛资格进行训练和比赛的田亮，就被陕西省体育局给予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的副处级干部职务，田亮当时尚未退役，遂成为中国第一位“官员”运动员而轰动一时。与田亮齐名的跳水运动员郭晶晶，则被河北省体育局任命为省游泳跳水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官职显然已经成为体育界激励优秀运动员夺取金牌的重要“法宝”，先行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不过，成功运动员却未必希罕这些官职，网球运动员李娜就谢绝了湖北省体育局给予她的省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一职。

　　硬币存在另外一面，有挂冠而去者，也有生活无着者，运动员再就业困难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

　　近日，有媒体报道原举重运动员黄燕兰在广西南宁开了一家“举重夫妻的烧卤店”。黄燕兰23岁时因“九级残疾”无奈退役。更早以前，曾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邹春兰，跟丈夫一起去长春的浴池打工，靠给顾客搓背赚取微薄收入。2011年，河北籍前体操冠军张尚武在北京王府井（600859）地铁口卖艺行乞。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退役运动员累计有30万人。然而举国体制下，各省市领导及教练把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的成绩作为部门和个人政绩的表现，对领导的考核、教练员的待遇也都取决于比赛成绩。这导致了运动队只抓训练和比赛成绩，忽视了文化素质的综合培养，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严重与时代脱节，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时刻紧绷的“金牌战略”，导致一些教练员不顾科学规律、不计后果地进行超负荷训练，在获得好成绩的同时，也容易导致伤残，这不仅影响退役后的再就业，还将影响运动员的一生。

　　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是：小学8.53%，中学37.32%，高中、中专33.59%，大专18.54%，本科1.72%。举国体制下无可避免“重体轻教”的尴尬局面。一个运动员，如果无法在世界赛事中摘金夺银、名利双收，基本上只能沮丧骂娘、独对寂寞。而行政管理的低效与傲慢，又在加剧这种分野。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其实付出了极高的机会成本。

　　举国体制实施了这么多年，已经牵连着几代运动员的命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安排运动员再就业仍然至关重要。举国体制下，运动员们为运动事业挥霍了青春，退役后他们不应该被遗忘。

　　“狡兔死，走狗烹”，这是专制帝王的御人术，不应该成为现代政府的管理思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关键在于接受再教育，它可以适当伴随在训练过程中。必须尽早引入职业培训，因为运动员总得面对退役再就业的这一天。灾难之所以让人感到痛苦，是因为人们面对它时毫无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