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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节儿童死亡事件震动全国，当地政府和学校的八名领导被免职。此举无疑有助于应对汹涌的舆情，但我们更应该思考：我们是冷静思考、通盘安排，不因一时一事而轻易变更好，还是因为舆情压力就朝令夕改以至于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好？

　　毕节当地曾深陷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的生存困境之中，20余年前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远远达不到富裕的水平。根据毕节市2011年统计公报，去年该市地方财政收入仅有117.07亿元，财政支出则有283.80亿元，即59%的财政支出要依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在这样的窘境下，毕节市当地党政领导部门仍然对民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表现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直接的民生支出项目占比较高，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教育支出占比尤其高。

　　根据这些数据，要说毕节当地政府不够重视民生、不够重视教育而导致此次不幸事件，未免苛责。相反，为了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做的不应是在“民生”旗号和特定事件舆情压力下把有限财力分光吃净，而是要加大经济发展投入。归根结底，倘若经济不发展，办民生事业钱从何来？

　　毕节市堪称人口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典型样本。根据该市2011年统计公报数据，毕节户籍人口中有200万人因外出打工等原因常住外地，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3%，当地留守儿童问题之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做好儿童保护、教育、救助工作，是当地乃至全国面临的长期挑战。

　　回想一下，由于当年的孙志刚事件，收容制度一时成为千夫所指而遭到废除，笔者当时看法也不例外。现在，不少人觉得废除强制收容、搞救助制度是个好办法，如有学者认为，要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政府就要在社会救助体系上做功课，比如建立严密的社区管理制度，在发现流浪儿童后，送到现有的救助站。倘若不用考虑资源约束和当事人意愿，这样的想法貌似不错，但在这样贫穷的地区，救助站经费从何而来？有几个人、特别是年轻人会愿意把这当作一份有前途的全职工作而投身加入？即使设立了救助站并找到了工作人员，类似毕节死亡儿童那样的逃学少年们连学校都不愿意去，会自愿寻求救助吗？而没有强制性收容，救助机构在这几个娃娃出事前敢主动要他们接受收留吗？再考虑到其他因素，整顿原来的收容制度是否比不分青红皂白废除更合理？

　　此外，毕节儿童死亡事件的发生，其父母生育过多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死者父亲兄弟三人竟然生了14个孩子，才无法履行起码的监护责任。尽管内地汉族地区有必要认真探索适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包括毕节市在内的边远地区，确实需要加大力度劝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节制生育了，这样才能突破“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作者：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出版社编审，观察者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