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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自郑板桥写下题幅“难得糊涂”后，世人中，无论学人还是官宦，无论乡绅还是商贾，甚至是稍通点文墨的，大都会喜欢在自家的大厅或是书房、办公室，请人或是自书这“难得糊涂”几个字挂上。但不知，他们是否真的要表明自己，在置身政界纷争之中，想做个与世不争、与人不怨的“糊涂人”！

　　冤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难道真是这个意思吗？

　　传说郑板桥写下“难得糊涂”题幅是有一个故事。说他踏青出游，因流连忘返，天黑难归，便借宿于山间一茅屋住下。这家主人看去像是一位儒翁，自号“糊涂老人”。郑板桥在茅屋主人的方桌上看到陈列一块石质细膩、镌刻精良的大砚台，玩赏不已。于是，主人便请郑板桥题字，他便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并压上方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亁隆进士。”郑板桥也请老翁题一跋，老翁欣然命笔，写下“得美石难，得顽石犹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宝贵之门也”，并也压了一块方印：“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了大吃一惊，知老翁是一位隐退仕官。于是，因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名字，又补上了一段跋：“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自来福报也。”

　　这传说是否真实，无需考证。但是，这题注倒是令人对“难得糊涂”意蕴之深，更为神凝。字幅是板桥先生在年近花甲，已为官十几载后，对官场、世情、人际关系深有一番体认后感发的。生逢乱世、官场黑暗、民间苦冤、置身浊浑，这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还是退江湖之远的，能被世人称作聪明人或是糊涂人的，都很难。一个正直清明之人，既要能看透世情，又要能身避漩涡，不介入是非之中，而泯灭个性、压抑心情，假装做个糊涂人，更是非常之难。只有处事虚怀若谷，退步而想、三思而行、平和而上、不图酬报，才能自下心安，叫人看起来既不太聪明，又不太糊涂，这才算得是最聪明的人。

　　但是，仕途波折、生活坎坷的郑板桥，做官为政、治学研究、处世观物，都是性情直率、做人耿直、爱憎分明、不畏强豪，他这种与现实相逆悖、狂放不羁的性格，必然是到处碰壁，为世所不容。但是，要他失去自己本性，夹着尾巴装个糊涂人，或是做个大智若愚的糊涂人，那就不是郑板桥了。你看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如此希望权为民所系，但又苦于权不为民所用，像他这样的人，能糊涂得了吗？想糊涂，糊涂不了，那他就只能苦叹“难得糊涂”了。

　　后世之人，怕是唯有鲁迅读懂了郑板桥这“难得糊涂”的题幅。他在《难得糊涂》一文中写道；“因为有人谈起篆字，我倒想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得‘难得糊涂’。那四个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文如其人、字如其人，郑板桥面对浊世，一直保持着那“名士节气”，他岂是一个能装糊涂之人！

　　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些堂壁上高悬“难得糊涂”的为官、为学、为商者，是不是真的要想做个“难得糊涂”的人，又是不是真的能像郑板桥那样爱憎分明、率直敢言，即使自己想糊涂也“难得糊涂”，颇能有点士人的“节气”？笔者认为，前者非也，后者难也。就说为官者，虽说“难得糊涂”高悬于他身后堂壁之上，可他们又何时难得糊涂过？比如，权力面前他们糊涂过吗？没有！而且聪明得很，用权如玩魔方一手百奇，在他们的权力之下没有“完卵”，全盘通吃。金钱面前他们糊涂过吗？也没有！而且精算得很，权钱交易笔笔是金，日进百万，年积千万，几年下来家里就成了一个小银行。女色面前他们糊涂过吗？更没有！而且精神得很。金屋藏娇何止是二奶三奶。这些人揽权手辣、见钱眼开、贪色心迷，什么时候想到自己要糊涂过？这些人墙上挂个“难得糊涂”，并不是真的想做个“糊涂人”，无非是想充个儒雅罢了！

　　我要说的倒是“后者难也”。当今确实也有想糊涂但难糊涂的人。他们对种种社会丑相深感痛恶，也明明知道直言世政、鞭挞时弊会招祸上身，但他们既不想糊涂，也不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