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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能还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天天都要学习“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贯彻“最高指示”，搞得“轰轰烈烈”，不亦乐乎！什么是“最高指示”呢？就是毛泽东的一些话，或者是他关于某个问题的批示、讲话等等。对这样的现象，现代人听起来，好像是笑话，但是，当年人们是很认真、很严肃地去做这件事情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与当时领导人那种极“左”的政治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记得当年的宣传中，一再重复这一类的说法：“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毛主席的指示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等等，不一而足。

　　从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思想”加上“最高”、“最伟大”、“全面”、“顶峰”等等最高级的形容词来看，那就是在说，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的思想等，就是“绝对真理”，而其他的任何思想观点，都不能与它“平起平坐”，而只有它才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极“左”的理论观点，加剧了几乎是狂热的个人崇拜之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这些怪现象，一方面是有些政治掮客别有用心，在部分群众中制造思想混乱，乱中营私舞弊；另一方面，对大多数人来说，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方法或思维方式的问题——思想上的愚昧。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这就是在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忘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念，而坚持了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

　　列宁曾经这样描述过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这就是说，人的认识，总是由比较浅层次的本质进而到比较深层次本质的认识过程，以此无穷地继续下去，越来越接近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就这一点而言，人对真理的认识深度，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说，只有相对真理，而没有绝对真理；但是，从肯定的方面看，人对事物认识的每一步，都是对事物的本质的一种认识，因而，这样的认识中，都包含了客观的认识内容。认识中的这个内容，是客观的，当然也是就绝对的。所以，人在每一层次中的认识成果，就其内容的客观性而言，都是一种绝对真理。

　　认识过程的这个辩证法告诉我们，人们所能够把握的都是相对真理，我们所说的绝对真理，是指其包含着认识内容的客观性而言的，而不是所谓终极认识成果的“绝对真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绝对真理。这个认识过程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鼓吹的“最高指示”论、“顶峰”论，就是实际上不存在的所谓“绝对真理”，是认识论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正因为它是违背人类认识规律的，所以，它虽然能够祸乱一时，但是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段荒唐的历史虽然过去了，但是却不要忘记它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应该承认，在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类似的认识论形而上学毒害，仍然不可轻视。比如说，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有的领导人发表讲话或者文章，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最正确的，不作分析，不留余地，不容争论，俨然以“绝对真理”自居。这些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是很愚蠢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辩证法会使人变得更加聪明，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它能够让人觉悟到自己对客观世界认识的相对性，知道自己还有更深远、更广阔的认识天地。这就是说，他们认识到自己还有进步的余地，还有提高的希望。可见，认识论的辩证法——不把自己的认识看成是“绝对真理”，这样的人，是大有希望的。

　　相反地，那些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自封为“绝对真理”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无知，而且自己堵死了自己继续进步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悲剧。有一句格言说得好：“人们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