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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师冯友兰先生在有关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上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哲学史不能自己讲一套，一定要照着古人所讲的来描述、概括、介绍和解释，所以，按照冯先生的通俗表达，哲学史是要“照着讲”。

　　但是，哲学不需要亦步亦趋跟着哲学史讲，一定要有创造性，要对时代有新理解和新发展。冯先生又说，这种发展不是凭空的，一定要与传统有积极的关系。如今任何哲学思维、哲学体系的建立，都不可能是原创的。因此，冯先生“接着讲”的意思，一是不可能有空无一本的原创，一定要接续着传统的讨论来延伸；二是不能重复，要根据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发展有新的思考。

　　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我们要“照着讲”的那个传统的中国性，大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比如，像国学经典如何教这类问题，也有很多争议。我们应该如何“照着讲”呢？这类问题，其实也就是哪些文本最能体现中国性的问题。看待这些问题还是要广和狭相结合。比如四书，就价值观来讲，四书就是中国性的代表，古人当然也这样认为。但这样容易让一般人误以为了解中国文化只要看四书就行，而实际上中国文化的典籍非常多，四书只是入门的基础。

　　宋代人在这方面就非常小心，告诉你看这本书的时候，怕你一辈子就看这本，还会告诉你应该在更大的范围里掌握这个文化。现在的传统文化教育，一方面可以告知哪些典籍代表中国文化哪些部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以偏概全。至于传统文化怎么教，古代也不是只有一种教法，现代自然更不必拘泥。如今，用哪些经典来代表中国文化，的确是亦简单亦复杂的问题。

　　比如，钱穆推荐了七本国学书，认为它们代表中国最基本的思想文化。这些书包括孔孟老庄、《六祖坛经》、朱子《近思录》和王阳明《传习录》。其中，四书里面只取一半，没有选《大学》《中庸》，而是加进了老庄。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然后，他又把中国佛教经典列入，不是用印度传来的佛教经典，而是用中国化了的佛教经典《六祖坛经》。这也是很重要的，至少一千多年来的中国文明中，佛教已经成为其内在发展的一部分，儒、道文化都受其影响。此外，钱穆还选了宋明理学的两部重要经典。一千多年以来，别说中国，即使在整个东亚文明里，朱子和王阳明都是重要人物。

　　总体而言，钱穆推荐的几本书是很有道理的。而我们今天大学的通识教育重点又不同了，四书算是比较流行的，但是教授《传习录》、《近思录》就比较少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