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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已经势不可挡，但是，旧的思想阻碍仍然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很显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一些大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顺利提出，而必然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地处理各种矛盾，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就具有决定性意义了。这其中，在“妥善地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上，就出现了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妥协”这样的思维方式的问题。其实，“妥协”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利益博弈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贫困地区农民开始创立了专业承包责任制形式，即包产到户，这样的做法明显突破了原来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于是，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和群众的广泛关注，并且很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中的争论焦点是如果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包产到户，还要不要坚持集体经济了？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了？激烈的争论甚至使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书记座谈会很难开下去了。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胡耀邦等同志几次修改会议文件，对不同的意见都考虑到了。文件中写道：集体经济是走向农业现代化不可动摇的基础；但是，过去人民公社脱离群众的那些做法则必须改革。所以，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的、生产也有所发展的地区，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同时也不要对选择包产到户的群众强制纠正；而在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就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1980年75号文件。当年亲自参与这项工作的杜润生同志回忆说，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但是，正是这个所谓的“妥协”文件，在中国改革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对于“妥协”这个概念，人们并不生疏，但是，人们总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由于各种政治历史原因，特别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对“妥协”这个概念持形而上学的态度，所造成的歪曲理解的一种反映。

　　在汉语的语义解释中，所谓“妥”，一般是指“妥当”、“妥善”、“稳妥”，即比较合适的意思；而所谓“协”，常常是指“协调”、“协同”、“协作”、“协助”、“同心协力”等。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对“妥协”的解释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1996年的修订版在对“妥协”的解释中，除了前面的一条外，又加了一条“妥协投降”，如“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所以，就“妥协”这个词本身来看，它基本上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当然，在一些特殊语言环境中，它也会有一定的否定性意义，如前面列举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等，但是，这并不是“妥协”一词的一般含义，也就是说，不能说任何一种“妥协”都是必须否定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对任何情况下的“妥协”都持肯定的态度。

　　其实“妥协”一词的内涵中，是包含着辩证法内容的，也就是说，肯定性理解的“妥协”，本质上应该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所谓“对立”关系——“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

　　历史上大量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对“妥协”的行为和主张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常常发现，在复杂的环境中，“妥协”常常显示出那些决策者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而且，在有些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有的重大决定和政策的出台，往往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

　　在对一些特殊历史事件的思考过程中，同时联系我们工作中对一些棘手问题处理的经验，可以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重要历史关头中做重大决策的时候，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来说，坚持自己的某种主张，要有政治上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放弃自己的某种主张，也要有政治上的勇气和智慧。所以，政治上的妥协，不仅是一种辩证法的思维方法，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智慧。关于这一点，英国政治家 A闀菲利普衐伦道夫说过：“在政治中，其他领域也一样，没有平白无故得到东西的情况。代价可能是各种形式的让步，而这种让步又可能会打破一个人一生所坚持的宝贵理想和原则。”

　　同样道理，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妥善地处理不同意见的争论，寻找出不同利益的平衡机制，制定出不同利益群体都能够认可的政策措施，这也是需要具有辩证思维艺术的；相反地，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总是坚持“针锋相对”的思维方法，人民群众是要吃亏的。从这里，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出“妥协”这种思维方法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