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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从首都率先搞出了“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后，许多地方竞相跟进，纷纷着意推出自己的精神表述。但浙江很是聪明，不提“精神”，更似“精神”，将“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界定为共同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颇具前瞻性。

　　我查阅过 60多座城市的有关精神表述，发现雷同性较大、重复率很高，用语多为“融 合”、“创 新”、“文明”、“开放”、“团结”之类，比较呆板，过于政治化、口号化。而像江苏太仓“书承七录、船系五洲、毓秀钟灵、人争上游”，浙江慈溪“慈惠三北、溪通四海”这样有点韵味又比较切合当地人文、自然、历史背景的精神概括实在罕见。在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未最终成形、还须“积极培育和践行”之际，设法搞点“精神”出来，凝聚凝聚，抖擞抖擞，作为一种努力应予肯定，但一味跟风、敷衍上下，或照搬照抄、毫无建树，就有些偏了，其本身岂有“精神”可言？

　　前不久，参加河北浙商大会，其中有个环节，即由董倩主持、几位浙商坐论浙商精神。我听着听着，便心生诧异。比如，有论者将“团结”认定为浙商精神之一，这很令人纳闷：哪个地方的商帮没有团结精神呢？既然号称商帮，一定应是捏得拢的，是成“帮”结队的，怎么就独独浙商讲团结“精神”了呢？我读河北《冀商》杂志今年有一期“刊前语”，题目就叫“团结冀商”。文中例举各地冀商是如何齐心协作的，称“冀商的团结意识在不断增强，冀商正在为团结而行动”。还有，北京广西商会会长郑志（北京远洋集团董事长）也在其会刊上寄语同仁，要“弘扬桂商精神，振兴桂商文明”，要“继续秉承桂商自强不息的精神，再接再厉，精诚团结，奋发图强，努力开创新局面”。瞧！谁不在讲团结、称颂团结、宣扬团结呢？这说明，“精神”这东西，要概括精准、表述独到，不那么容易！

　　凡事物，一般均可层层细分，也就是说，理论上都可找到彼此区别的个性特征，而将此琢磨出来、提炼出来、归纳出来，的确有助于自我识别与社会识别。但是，任何细分，都有一个风险，就是很难找到严格的边界所在。弄得不好，反而会模糊事物的本质属性，陷入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之尴尬。

　　比如浙商，相对于华商已经是细分了。如果还嫌不细，还要往下搞什么甬商、杭商、温商、湖商之类，尚可姑且听之，那么，甬商下面呢？是否还需在所辖慈溪市再去搞一个“慈商”或“溪商”，所辖余姚市再去搞一个“余商”或“姚商”，所辖奉化市再去搞一个“奉商”或“化商”呢？

　　前不久，看到一本刊名为《顺商》的杂志。何曰“顺商”？有几人知晓？乍听似乎是指商道顺逆之“顺”，结果翻开一看，方知为广州顺德区主办，还有个顺商俱乐部呢！杂志里设了一个差不多像“卷首语”、“刊前语”一般的栏目，叫“峰言峰语”（千万别误作“疯言疯语”），听起来倒也不赖。但是，顺德商家叫“顺商”，那么，推而广之，鹤山、中山、江门、韶关等地怎么办？也仿效出个“鹤商”、“中商”、“江商”、“韶商”之类，进而再啼笑皆非地点缀些“鹤商”精神等等出来吗？

　　精神，相对于物质，更体现人类的终极关怀乃至人的本质。东汉王符在《潜夫论·卜列》里就说过：“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德国哲学家赫尔德也早在 1774年所著《另一种历史哲学》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一切、理解一切。”任何精神，无论是城市精神，还是商帮精神、企业精神，都是特定群体在生存发展实践中形成的基本习性、信念、原则的积淀和总结，在当今中国，则必须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一致性，体现人们的理想追求与气质。这就决定了相应的表述既不能狭小琐细，也不能大而无当；既不能苍白浅薄，也不能佶屈聱牙（故弄玄虚）。

　　当然，有些表述一时不为大众完全认同，也并不见得就一定不妥，要承认思想认识水平存在着种种差异，形成共识有时更是一个渐进过程。比如“爱国”，被称作北京精神的核心，我一开始也不以为然，老觉得太一般化了，因为哪个地方敢称不“爱国”或无视“爱国精神”啊！后来，应邀参加民建门头沟支部赴柳林监狱帮教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办方要我讲讲“弘扬北京精神，争创文明新人”，在准备讲稿过程中，才恍然大悟，越来越体会到“爱国”的确应是北京城市精神中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不管是五四运动、卢沟桥事变，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掀起的建设热潮、北京奥运会市民的积极参与等等，无不显示出这座城市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精神品质，表明北京的首善特征正在于它最能彰显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因此，将“爱国”作为北京精神的核心，反映着伟大祖国首都的历史担当与示范责任，原本就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和无与伦比的代表性。可见，一种准确的精神表述，应当经得起咀嚼，其至佳境界是历久弥新、回味无穷！

　　总体上说，凡讲精神，我比较倾向于宜粗不宜细、宜宏不宜微，应主要着眼于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而不必层层细化，硬要搞出一个系列化的城市精神、商帮精神、企业精神等等。从这一角度看，即使上述江苏太仓、浙江慈溪还比较说得过去的精神表述，严苛言之，也主要还是近似招商、旅游推广用语，并非真正地道的人文精神之凝结。

　　诚如德国精神主要体现为“思辨与科学、纪律与秩序、严谨细致、信守承诺”，英国精神主要体现为“勇气、礼貌和担当”，法国精神主要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精神主要体现为“合作、崇尚自由、多样化、开放、乐观、成熟、创新和机遇”，中国精神的描述也必将找到自己相应的精准定位，从而涵盖整个社会层面以及所有公众的行为举止之中。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正起始于当下的各方探索，包括难免出现的一些盲目、偏离与失范。于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尽管滥述“精神”的后果，必有一时乱象，但最终也会让“精神”归于精神，正如徐武等人“被精神病”的遭遇，也终于催生出《精神卫生法》来一样。

　　（作者系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