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生活文章网

　　在信任感的积累中，有一个过错放大理论，一个法官的徇私枉法，一桩个案的纰漏错误，会令整个法院陷入被动。如果错案不能完全避免，那么赢回这份失去的信任就只能靠纠错机制了。

　　雅安地震，举国揪心。笔者身边的很多热心同事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向灾区寄去急需物资和款项，他们大多选择直接邮寄到灾区的民政局，而不再通过如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组织。甚至有新闻媒体报道“深圳红十字会为地震筹款，市民绕行”，可见两年前的“郭美美事件”已经摧毁了民众对这一慈善组织的信任，如要恢复和重建，不知需要多少年。但或许，郭美美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慈善机构本身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资金不透明等弊端，早已经埋下了崩盘的种子。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也经常遇到当事人的“不信任”，这不仅是对法官的怀疑，更是对法律乃至整个司法体系的质疑。这是由于在信任感的积累中，有一个过错放大理论。即人们总是更容易揪着对方一个小小的过错不放，而忽视对方的其他优点，于是一次谎言就能产生终身信任危机。同样的，法院一年上万案件的妥善审理，都敌不过其中一个案件中出现的瑕疵。

　　可处于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人民法院，却承受不起这般放大的疼痛。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因为法官本身是主持正义的角色，若连法官都堕落，就会从根基上动摇民众对法院和执政者的信任。

　　值得引起深思的是，我们都在说“害群之马”，都在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在强调犯错个体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群体本身。学习计算机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关于程序容错性的概念。所谓容错性，是指在错误或故障存在的情况下计算机系统不失效，仍然能够正常工作的特性。而在法院系统中，我们往往却发现，一个法官的徇私枉法，一桩个案的纰漏错误，却如一个癌细胞迅速扩散，最终侵害到原本还算健康的肌体，让整个法院乃至整个地区陷入被动。

　　民众是单纯直观的，他完全有理由以最苛刻的标准来要求法院，完全有理由举一反三，从个别法官的腐败推翻对整个法院的信任。所以他需要的是公平公正的保证。这个保证，只能由法院乃至司法体系来给予。

　　当然，一个健全的司法体制和廉政监督机制并不能完全杜绝法官走向堕落，也不能保证每个案件毫无瑕疵，但却能在错误出现后给予积极的纠正和补足。如果错案在所难免，那么赢回这份失去的信任就只能靠纠错机制了。法院的二审、再审、重审程序正是避免冤假错案发生的有效措施，而在法院系统之外，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相互之间，更是存在权力制约关系。遗憾的是，这些程序和制约关系总会失灵几次。近几年爆出的几起刑事犯罪重审案件，如浙江“二张案”，足以证明一起冤案的产生，公检法是“一条龙”。

　　好在我们欣慰地看到，与近期红十字会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采取推诿和逃避相反，人民法院确实拿出了纠错的魄力。法院正在回头审视自己犯过的错，有勇气壮士断腕清算队伍中的毒瘤，有勇气拾起十年前的错案重新审理——这不仅是一种法治自信，更是一种重任承担。要赢得信任，并非永不犯错，而是在错误不可避免出现时，能给民众一个交代，更能让民众坚信自己得到交代是必然之事。只有如此，民众对法院的信任才会逐步回升——哪怕这种信任的回升是板块漂移的速度，我们也相信它最终能形成七大洲五大洋。

　　信任好比是一种资源，稀缺而又珍贵。身处矛盾风口浪尖的法院尤其需要这种资源。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