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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想和新内容，也是党中央在重大的改革决策中第一次对智库建设作出决定和提出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凝聚民智民力、彰显思想力量，全面深化改革、共图发展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

　　美国智库引人注意的“关注”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去年11月9日到12日召开，全会的主要内容在12日晚间才以“公报”的方式正式公布，但第二天，在美国的媒体上就已经可以看到它们一些著名智库的评论：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中国提出‘市场决定性作用’可能不管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中国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眼前的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三中全会与国有企业：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紧接着，11月14日，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了“北京的视角”的评论，美国全国亚洲研究所发表了“中国损害性社会实验：独生子女政策”，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发表了“中国在三中全会公布广泛改革议程”的评论，如此等等。

　　纵观这些报告和评论，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反应迅捷，大有抢占先机之势。这与这些智库长期从事专题和跟踪研究分不开。并且智库的见识大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多是有备而发。二是问题集中，观点鲜明，基本上是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发展和政策制定需要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无不以美国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三是价值导向清晰，多为政府和主流社会舆论需要服务，对大众起到引导作用。例如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问题的解读，尽管多有片面、失真，但有些智库还是乐此不疲，以此赢得声誉。不难看出，智库的言论颇接美国社会之“地气”。

　　智库：“我们的武器”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智库的这类作用和表现延续已久，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以来更加凸显。上个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就对社会科学如何有助于“国家建设”作过深刻的反思，并认为美国在确立“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技术治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科学界的交往应该不断加强，社会科学家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政府的决策体系也需要得到社会科学界的智力支持。社会科学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成为美国全球化的需要，也成为美国“安全体制”建设的需要。1958年美国发布的国防教育法，就是要让美国的教育为其国防实力提升和国家安全服务的。这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著名高校，“统御”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意识就是为政府服务、为国家发展需要服务，尽“国家建设”之责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进下，就职于诸多学术中心、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大批学者开始将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建议，于是各类智库纷纷成立。遍布美国高校及社会各方的智库，俨然成为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彰显思想力量、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适合政府需要的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越来越擅于利用智库的作用。许多学者也把自己在各类智库的研究成果，看作是为“国家服务”、利于“国家建设”的一种努力。对此有的美国学者坦陈，在“冷战”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真理”远不仅仅是一种大家所共同寻求的知识产品，它也被看作是“我们的武器”。曾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邦迪也曾直言，美国社会科学学术界应该做更多的事，不仅仅是生产供同行们参考和评价的新学术著作，还“要与那些在政府里积极有为……拥有和使用权力的人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工作，如此学术界和整个国家都会受益。

　　近年来，中国经济“硬实力”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但在总体态势上，“西强我弱”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不断提升我国的“软实力”是从根本上改变“西强我弱”态势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力量

　　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主要是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改革思路和要求提出的。智库建设之“中国特色”和“新型”，体现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的变化，讲“管理”是以政府为主体，讲“治理”则是多元和多方的协同，特别是社会各阶层及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和不同阶层群体的协同治理；另一方面是过程的变化，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不只是单独的政府行为，而是社会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过程，过程协同是主体多元和多样的必然赓续。

　　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适应“管理”到 “治理”转变中主体和过程变化的特点，广开言路、集中民智，使代表多元和多样利益的见解、见识得到释放，使反映多元和多样要求的智慧、智力得到迸发。和而不同，方能形成合力。还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使体现多元和多样的思想能够求同存异，进而作出改革和发展的“最优化”选择。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是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相适应的，是这一改革的思想载体和思想力量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就要健全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特别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社会开展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的民主协商。无论是对战略性的还是政策性的问题，所有协商主体和对象各抒己见，虽精彩纷呈，却难免莫衷一是，各方意见也易于碎片化、片面化。而智库则能梳理和整合“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各方意见，使其更具全面性、权威性和可行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呼唤“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

　　以“中国特色”为根基的智库，要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为主旨和目标，要高度关注思想文化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公信力和影响力；高度重视激扬思想力量、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选择。

　　特别要提到的是，高校是国际学术和思想交汇、交流的大平台，各方面高层次人才集中、各学科集聚，易于形成协同创新之势，以此为平台和资源建设的高校智库，更利于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更能显现“新型智库”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务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一表述充分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新要求，可视为彰显思想力量、建设一流智库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一是理论建设。智库建设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对国家的重大实践问题和内外政策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智库的理论建设成果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现实和根本要求，突出时代性和前瞻性；要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新变化，增强科学性和针对性；要善于运用新的文化载体和符合各阶层思维特点的话语体系，增强亲和力和引导力。理论建设的关键还在于为一些重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观点支撑，既要具有中国特色，又要能为外界所理解和接受。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有助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中国学派”的形成。

　　二是战略研究。社会科学要把理论变成战略，要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工作中重大战略性问题加强研究。对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问题，要能澄清“远虑”、摆脱“近忧”，解除“远虑”和“近忧”两难境地的困扰。要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形势走向，主要大国内政和外交走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要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的发展上，作出战略性的定位，形成国际关系等领域的“中国意识”。

　　三是社会引领。智库在社会引导上，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智库要能在公共领域和社会公众中形成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利于凝聚社会向心力的正面引领。社会引导上的这种公共性、开放性与智库的社会责任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发挥社会引领作用中，要能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切实在精于引导亮点、勇于碰撞热点、善于解析疑点、敢于破解难点上，发挥思想的力量。智库的专家学者在引导舆论和民意上的这种独特优势，往往被称誉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既是智库建设的核心，也是智库声誉的标识。引领社会的崇高责任感，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灵魂所在。

　　四是政策建言。多出“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根本。智库不能坐而论道，要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能够为各级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各类社会组织机构及时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和政策建议，多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和方案。

　　总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就其要义而言，就是要尽显思想的力量，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显“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作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教授顾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