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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下，一种焦虑的情绪在我们周边蔓延。

　　“我爸是李刚”成了某些官员后代牛气、跋扈的标签，“我奋斗了十八年还是不能与你一起喝咖啡”、“蚁族”让人想到出身底层的奋斗艰辛。

　　“萝卜招聘”频出，使不少人对凭个人奋斗以改变命运的前景不再乐观。从公务员考试热潮，到大型国企一职难求，年轻人对“体制内”的向往，与改革开放之初下海弄潮者被视为勇敢者、社会充满活力的状况似乎走向相反方向。

　　看病、住房、上学三大民生难题中，焦虑的情绪似乎无处不在。路不敢拾遗、伤不敢救助，社会信任被焦虑心理所取代；出了纠纷，“不闹不解决”心理大行其道，“咆哮体”宣泄着一些人境遇不顺的情绪；“碘盐防辐射”谣言不胫而走，也折射了恐慌和焦虑心态。

　　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高度浓缩的发展历程，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深刻变动的利益格局，使得社会关系渐趋紧张。

　　而焦虑情绪弥漫的背后，是利益诉求的纠结。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权力得不到约束；市场的力量与“看不见的手”的力量犬牙交错；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改革进展迟缓；互联网的普及让习惯于暗箱操作、自己说了算的官员疲于应付；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跟不上快速变化的现实需求……

　　适应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从利益分配、利益表达、冲突解决等方面，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关切，以“利益杠杆”撬解社会矛盾，应该是缓解社会焦虑的重要途径。

　　最重要的，是加大对权力的约束，切实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深入官员内心，而不是冠冕堂皇地停留于文件上、讲话中。尤其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敏感事件中，地方政府及官员必须恪守公共服务提供的职能，不能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以“公司化思维”与民争利。

　　各级官员不能只盯着绚丽的GDP，更要着力于看不见的软环境的治理，缓解社会矛盾，疏解公众焦虑。

　　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于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快保障房建设、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改革措施，都具有更高层面的以人为本、让百姓分享改革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于此类改革，各级政府及官员应该更为积极、主动、有为。

　　约束权力，就要清除各种损（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害公平公正的潜规则，让社会在公开、透明的规则下运行，杜绝权大于法、钱大于法的现象，让法律与规则成为全体公民的普遍信仰。

　　今天，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同时，也暴露出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短板。社会结构的失衡正在成为现代化建设向纵深推进的极大阻碍。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流动渠道梗阻，部分社会成员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同。如此下去，社会的活力、生命力、创造力会大受打击，社会的凝聚力也会大打折扣，社会的稳定和谐就可能失去民心这一重要根基。

　　以敏感的民生领域改革为例，如果地方政府不信奉土地财政，“血拆”等房地产市场乱象就会得到一定遏制。如果公立医院能够坚守公益性，而不是纵容医生靠收红包、开高价药“以灰色收入养医”、“以药养医”，那么医患关系就不会成为经常被谈及的无奈话题。如果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阶段舍得投入，肯下力气均衡教育资源，那么“孩子能不能上个好小学基本上考验着家长社会资源”的现象也会渐渐远去。

　　焦虑情绪弥漫之时，幸福的感觉会很淡远。舒缓焦虑，拥抱幸福，我们可能要走一段并不很平坦的路。

　　（作者：工人日报社新闻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