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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贪腐黑幕终于拉开，此案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员之众，令人咋舌。很多人在问：竞技体育圈里的腐败仅止于足球吗？毕竟是在同一管理体制下，体制的漏洞、寻租的空间、贪腐的温床同样存在，难道真能那样泾渭分明吗？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化程度很低，在高度行政垄断的体制下，其竞赛体制基本维持在地缘结构的水平上，而无法进入业缘结构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基本上是以行政阶次组织各级体育比赛，而不是由专业的体育社团组织来操作这项事业。运动队由政府养着，（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比赛由政府出资，比赛结果说明的是政府业绩。因此，不管是过去的“金牌榜”，还是即将执行的“综合成绩榜”，其本质都是对政府的评价。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十分巨大，本世纪初笔者对几个省市做了一项调查，华北某经济落后省在一个全运会四年周期要用1800万才能换回一块金牌，而另一华东经济欠发达省的一块全运会金牌成本是3200万。政府作为竞技体育的投资者要求收回相应的效益即金牌无可厚非。然而全运会的金牌总数是相对稳定有限的，这块不大的蛋糕如何切，就不完全决定于竞技实力，而是幕后的经济实力，以及操刀手是否秉公执法了。当金牌从国家到地方都明码标价重奖等经济手段进入时，一笔笔以“公正费”名义的贿金就出现在赛场内外。近年来对现场官员、裁判员实行比赛期间收缴手机、不准吃请收礼、裁判员临时抽签上岗执法等做法多少透露出这里的寻租空间已经很成气候。全运会期间的流行语“体能类项目靠吃药，技能类项目靠钞票”就是这一状态的无奈写照。

　　我国国家队和省市体工队长期集训的训练体制，使大量优质体育资源高密度地集中在高端。运动员进入优势项目的国家队，就意味着进入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保险箱，即使是非优势项目，进入国家队也等于拿到了全运会冠军。因此各地方就以把运动员推进国家队作为最高目标。然而，由于公平选拔机制的缺失，选拔运动员全凭运动管理中心官员和教练员来“伯乐相马，慧眼识珠”，而被辞退的运动员又得不到《劳动法》的保护，因此运动员的进进出出，逐渐形成了依赖“人事资源”的风气，在缺乏监控的情况下，留出了寻租空间也绝非不可能。

　　我国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是一个很奇特的机构。名义上是事业单位，但可以行使部分行政职能，又可以顶替社团组织，甚至还可以搞经营活动。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即中国足协）就非常典型，它可以办比赛，选队员，派裁判，不可思议的是它还可以对“中超”实行控股，参加经营和利益分配。它们的人员也具有多重身份，可按需变脸，这次足球窝案人员，同一个人身上竟然同时出现了“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份罪名，就是这类机构非驴非马、管办不分的性质所致。早在十余年前，学界和理论界就对这类机构的存在提出质疑，地方体育局称它们张着“血盆大口”，但它们至今还过得有滋有味。

　　寻租问题，在体育界是公开的秘密，虽然足球案初步大白天下，但难以查处也是有目共睹，因为这类寻租大量的贿金在账面上难以查出，更有名义上来源于体育彩票、“营养费”和厂商赞助费的钱混淆其中，这也是这个问题愈演愈烈而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而且一旦查出，出现的雪崩情况谁也难以逆料。因此，根据足球案的教训，只有体制改革才可能真正消除体育寻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