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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是围绕一个重大理念展开的。封建帝制将国家权力家族化，其核心是君主世袭，百姓甚至贵族官僚对皇位的继承人几乎没有选择余地。帝制尽管荒诞，但中国缺这缺那，从来没缺过皇上，历代王朝深墙大内不乏烛影斧声，矫诏篡旨，血溅玉栏。除了这种无休无止的血腥争夺，荒唐帝制还导致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蚁战”。一支支文盲与莽汉组成的军队被豪雄们驱使着，在一阵阵血光喷溅之后，他们成排成队地倒在了冰雪里或泥水中。这样，一杀数年甚至数十年，直杀得白骨遍野，万里萧条，将社会再一次拉回到过去那个“原点”上，然后丝毫不差地从头重复过去的一切。

　　到了晚清时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被彻底捅破，一向靠自我神化、自我吹诩的帝制理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动摇。

　　鸦片战争之后，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这么多的人来这般关注和思考民族的命运，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有过。大家不再像以往那样，满腔忧愤地对着苍天发问，而是理性地拷问着古老的历史，直逼“君权神授”这个靠寒枪冷刀护卫了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理论核心。

　　不允许辩驳的理论不但不是真理，而且可以断定是谎言！

　　帝制原本是建立在荒诞神话基础上的。上苍从来没有将广袤天下交给哪一家一姓，只有破掉真命天子这个真正的弥天大谎，中国社会才能脱胎换骨！中国的思想者终于能够突破“帝制原理”、第一次脚踩着封建儒教来认识世界，来思考中国的未来，思考人民为谁活着，思考人民怎样才能正确地活着，思考政府与百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思考中华民族怎样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实现复兴。

　　当宪政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时，人们渐渐认识到民主、法治、人权和宪政，才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崇高理想。苦闷，彷徨，几代人本能的反抗和痛苦求索，终于寻找到了一条光明坦途。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高伟之处，正是他坚定地倡导民主共和，并倾其毕生精力去实现这一伟大理想。

　　辛亥年那场奇异的革命，是信念的胜利，而不是武力的胜利。

　　辛亥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颠覆了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却未能形成一个在乱世中领军征杀、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和豪雄群体，所以他们也不存在像以往的起义军夺取天下之后怎样论功行赏，怎样“排排坐”瓜分胜利果实。我们还应该给这种“反常现象”一个形象的实质性解释：以前的造反，每个人骨子里都愿意做皇帝，而这次革命就是推翻皇帝。

　　孙中山在制度设计上的公而无私和远见卓识，源于他淡对权杖的圣洁风范。是为自己揭竿拼杀，还是为国家、为大众、为真理而革命，二者在言行举止上终究是一目了然的。只有后者才可能导致这种“权位空置”的千古怪事，在高尚纯真的革命斗士面前，没有哪个野心人物胆敢触碰这种神圣的权位，包括偷天换日的袁世凯，那会儿也不敢对万丈金山一般的革命果实贸然下手。

　　在雄伟与猥嫚之间，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在荣耀与可耻之间，看起来判作霄壤，相隔着一个很远很远的境界，其实说起来并不复杂，就是看谁能以天下大众的利益为重。辛亥志士的奋力和献身，与以往革命的最大不同是他们都怀着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胜利，不是为了某种欺世的争夺，更不像自古以来的许多豪杰那样，以生命为代价参与某次拼夺天下的赌局。他们是为了中国社会能够挣脱专制，挣脱苦难，是为了几万万同胞不再失意地活在这个人世上，不再像牲畜一样惊恐而悲惨地活在屠刀与鞭影之下，不再为少数剥削者创造财富，他们是为了给天下人寻找到一个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

　　（2011年 10期《书屋》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