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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均拥有车辆水平都在中国的大都市之上，比如伦敦、东京，包括中国的香港，等等，且它们的道路宽度也远不及中国的北京上海，城区中心的街道几百年来都不曾有过拓宽改造，不像中国几乎天天搞拆迁，但其拥堵的程度却比中国的北京、上海好得多，至于他们的中小城市街道更是相对安宁少有长龙。

　　碰到类似的问题，有关部门几乎都不用思索，给出的答案不外乎中国的城市规划水平不如他们，中国人不太遵守交通规章，或者中国人没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觉悟，等等，总之，造成拥堵的原因是天然的，造成拥堵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面对政府冠冕堂皇的答案，很多善良百姓信以为真，认为各级政府在治堵方面已经不遗余力，要想全面扭转只能假以时日或者干脆无药可治。其实，造成中国各地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始作俑者恰恰是中国的各级政府本身。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各级政府愈来愈烈的反市场举措，不仅没有舒缓道路的拥挤状况，反而在为制造车流与人流而添砖添瓦。这话有点抽象，还是拿几个实际例子来说说吧：环顾一下我们的周边，你看看你所在的城市里哪些道路最堵？除了商业繁华区域之外，毫无疑问就是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为什么政府机关所在道路总是最堵？那是因为在中国，政府的权力最大，老百姓无论干点什么都有求于政府，到政府办事是企业与百姓的常态，没有政府批准，你什么事都甭想干，干了就是违法。为什么学校医院总是最堵？那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学校医院的开办没有全面放开，民营经济要想进入门槛实在太高，一座城市好的学校好的医院寥寥无几，不挤到这里来就读就医，要么会耽误孩子的前程，要么会耽误亲人的康复。有的地方政府不仅不降低开办学校与医院的门槛，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地将学校医院进行合并，目的是要将一所学校或者一所医院做大做强，原本是分散在多条道路的学校医院，结果更多的车流人流全都被拥挤在一条道路之上。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强制性垄断，导致百姓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地参与拥堵制造拥堵。

　　有的道路边上的居民区原本是几层楼的宿舍，一个片区也就几百户，但是政府却要低价补偿强行拆迁（如果按市场价格补偿拆迁则政府必定力所不逮），结果建起了高楼大厦，住户一下子从几百变成了几千，并且新增加的住户往往都是有钱的主，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车辆，同一地段的人口与车辆密度大幅度增加，这路上又岂能不堵？能够让原居民留在当地的，这还算是仁义的政府，有的干脆将原居民转移到城郊的安置小区，可这些人的工作场所却又在原居住区附近，上班时间免不了要往城里赶，道路上又因此大量地增加了车流人流。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政府机关本身。有的政府机构本是在市中心办公，公务员可以步行上班，老百姓可以步行办事，即便偶有小堵，稍加疏导便能通畅，但政府却偏偏要把这些机构外迁，把新办公楼都建在远离城区的城郊，美其名曰是拉动城郊经济发展，结果上班时间这些住在城里的公务员和大量去政府办事的人，都必须开着车辆往城外赶，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之中，看似一片繁荣，实则是无谓地增加车流人流。

　　中国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热衷于搞开发区建设，把原来城里的老企业往里赶，把新引进的企业往里安。把城里的老企业往里赶，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那就是生产与生活要分开，净化居民的生活环境。可是，有的企业并没有超标的污水废气噪音（有的些许噪音超标，但却比周边民宅建得更早），许多职工是图上班方便心甘情愿地在工厂周边买房安家，现在政府却要强制企业搬迁，既使职工往返颠簸徒增疲劳，同时也增加了路上的车辆人流。

　　更让人莫名其妙的是，大部分开发区里面都不允许商品房开发（或者数量极少），哪怕人们自愿购买自愿居住也不行，理由当然还是生产与生活必须分开，否则开发区又变成了原居民区一样。可问题是，落户的企业不断增多，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多，而工厂周边却没有房子可住，人们都必须从大老远的市区赶到城郊来上班，路上的车流人流大大增加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顺便需要说明的是，动用行政权力将生产与生活强制分开，这是中国政府的独特创举，外国人的词汇里是没有开发区这一概念的，所以2011年两会召开之际，许多外国记者对会议材料中大量出现的开发区一词感到莫名其妙。

　　2008年末，金融危机骤然来临，政（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府慌乱之下进退失据，匆忙出台了购置小排量汽车的税收减免政策，这一招固然加大了汽车制造企业的销售量，拯救或刺激了汽车业的发展，但对城市拥堵的贡献也不容小觑，这些不太严谨的政策也在为加剧城市拥堵推波助澜。

　　这几年政府权力大了，各部门的钱也多了，所以公车的保有量迅猛增加，一部公车和一部私车在数量上固然没有区别，但在使用上却有天壤之别，公车不用白不用，用了还不需掏油费，所以公车上路的概率与行驶时间就远比私车大得多。

　　一句话，政府如果能够保护产权尊重市场，交通拥堵就决不会骤然来临泛滥成灾；政府的权力越大，拥堵加剧就必定日甚一日与日俱增。

　　（2011年第3期《经济学家茶座》徐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