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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辈科学家、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曾谈到唐人钱起的诗《赠阙下裴舍人》“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中，“二月黄鹂飞上林”是一个错误。黄莺（黄鹂）是候鸟，要到农历四月才能到黄河流域中下游。唐代二月，长安不会有黄莺。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仓庚鸣”的注中，误以仓庚作黄莺，钱起因之而误。

　　此类“时令”之误，其实在艺术创作中时常有。唐代诗人卢纶边塞诗《塞下曲》，遒劲雄浑，有盛唐馀绪，千百年雄风不减。诗其三：“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诗写边关一个风高月黑之夜，一场浴血奋战后，敌军丢盔弃甲，仓惶逃命，场面可观。可是数学家华罗庚指出：诗中的描写，不符合实际生活情况。华罗庚写了首五言诗质疑：“北方大雪时，群雁已南归。月黑天高处，怎得见雁飞？”

　　这个质疑似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时令上，北方大雪纷飞时，雁已南归，如何有“雁飞高”？二是月黑天高之夜，一片漆黑，能见度极低，即便有飞雁，又如何能见？华罗庚的质疑，特别是第一层意思的质疑，是很有道理的，它撼动了这首诗的艺术基础。至于第二层意思，似可商榷——因夜晚虽黑，雁飞夜空，有时仍是可以依稀可见的。

　　当然，“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生活事实”。“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也是有差异的。不能简单以科学原理度量艺术。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若按科学道理，不是太荒唐了么？

　　比起钱起“黄鹂飞上林”、卢纶“雁飞高”这种时令之误，“时间错位”在各种艺术作品中更常见。莎士比亚悲剧《裘里斯?凯撒》，描写玛克斯?布勃鲁托斯等人为维护共和政体，谋杀代表专制的凯撒。剧第二场有个情节：凯撒问：“现在几点钟啦？”勃鲁托斯答：“凯撒，已经敲过八点了。”西方的奏鸣钟，在公元14世纪才发明出来，凯撒则生活在公元前到公元间，“晚钟”被早敲了1300多年。

　　美国画家伊曼纽尔游勒茨的名作《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画中半卷的星条旗，处于华盛顿身后画的中央，由一士兵护着，是整个画的重心。只是这面国旗飘得太早了，1776年7月4日美利坚合众国诞生，1777年7月14日，美国国会才通过决议确定国旗。当时参加合众国十三个州，因此国旗由十三红白相间的横条和十三颗蓝底白色星星组成。华盛顿率领大陆士兵穿越特拉华河时，哪来美国国旗呢？

　　这样的错误，唐代极有名的画家阎立本也犯过。他以汉代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昭君图》历代称绝，但有人考证，画中妇女所戴帽子产生于隋代，汉代是没有的。这是“隋冠汉戴”了。

　　唐代另一名画家戴嵩，是画牛高手。《唐朝名画录》称其“穷其野性筋骨之妙”。他的《斗牛图》、《归牧图》等，为传世珍品。《斗牛图》后流至川内，收藏于一个杜氏之手。其人惜爱如命，时常小心取出晾晒并把玩。一次有个做过多年牧童的人路过，看到这画，说：“牛相斗时，力气在角上，尾巴是紧夹住屁股的。这斗牛，尾巴怎么在晃呢？”

　　但丁说：“人类的艺术是上帝的儿孙。”“儿孙”也者，除了“调皮”一面（如“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犯错”也是寻常事。人类的艺术史几乎与生命史一样漫长，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有了辉煌的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本身，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比起生活来，艺术是理想化的，是希冀“完美”的产物，寄托了对生活不完美的超拔和修补。但所有人类的优秀艺术本身，几乎都存在“瑕疵”，这也是世间“不完美定律”的一种体现吧（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