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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之人，总希望自己的学识为当时所用，以实现其社会价值。然而，许多时候，学识与现实、治学与治世之间，既冲突，又相关。孔子在危难之际与弟子的一次问答，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促发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这次问答，发生在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间，“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行）”的危难时刻。孔子觉察到了弟子们情绪不佳，就先后召见了子路、子贡和（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颜回。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个性迥异的弟子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子路认为，是本门学说“仁、智”不足，以致不能为人所用。子贡先表态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然后建议说应略作修正以适应时代。颜回则认为，孔子的学说不能用在治国理政上，是“有国者之丑”。他还认为，“不容然后见君子”，错在时局，不在孔子。

　　孔子“厄于陈蔡”时发生的这一幕，以比较特殊的时空背景和表现形式，反衬出学识与现实、为学与治世之间的复杂关系。先说学识和现实。从理论上讲，无论哪个领域,如果没有相关学识的指导，人们的现实作为就会无所适从。反之，如果没有现实验证，学识的正误就无从得知。然而，现实的复杂，远非学识所能完全解释，学识的高低，也并非现实所能准确衡量。孔子所处的时代，政局动荡，诸强争霸，统治者们需要的，不是讲“仁、智”学识的学者，是能阐释时局，辩白时事，提出对策的谋士。“天下莫能容夫子”，并非孔子之过，而是时局所限。由此可见，学识不为现实所认可，固然需要寻找自身原因，但不应该一味地拿是否能用在当下，显名一时来考量，而要将其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以更为普遍的是非标准来衡量。“不容然后见君子”，只要是真学识，不为一人所用，必为大众所用；或无显学之名，必成后世借鉴。

　　为学与治世，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纠结其中的普遍问题。一直以来，由于文化传统、制度设计等各种原因，知识分子和现实政治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官学不分。这就使得为学与治世纠缠不清，相互渗透。为学往往是进入仕途，参与治世的“敲门砖”。同时，治世也成了强力推行学识的途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股”致仕等，都使文化多样性遭受了严重打击。以现代眼光来看，为学要讲透道理，追求完美无缺；治世要解决问题，重在权衡利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应该有鲜明的界限，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因此，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自觉地将为学与治世区分开来，专于治学，莫要拿学术标准衡量现实治理，或以政治标杆臧否学术成果。

　　司马迁说：“天下君王至于圣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以史为鉴，如何选择自己的治学之路，需要每个为学之人深思，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