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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三十而立”演变成为“三十而富”，是社会进入财富高速增长期的价值观偏移的反映，也是我们时代的财富焦虑的激烈表现。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这种焦虑期的追富心态演变成一种新富生活方式的感染力。

　　如果你三十而未富，那你这辈子很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除非天降横财。

　　在进入新的一年，又一个新的“三十而立”

　　降临到1970—1975年之间出生的青年人头上。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全新的一代，由于得益于后WTO的“新钱”(New Money)创富模式，一群“新富”正在催生。而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三十而富”。新的思维，新的职业，催生新的富裕阶层，直至新的富翁群体出现。

　　从三十而立到三十而富的转变，很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财富哲学：赚新的钱，过新的生活。

　　尽管在传统意义上，“立”之意义，蕴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成就人生的综合衡量，而“富”则只包括着财富与人生阅历之丰富。

　　但对于更多人来说，“三十而富”已成为一种急迫的社会潜心态，男人三十正急着显示他们的财富潜力，女人三十则招摇着她们的阅历丰富——这正显示出我们面对的是：急剧碰撞中的社会机会，以及这些碰撞是如何地冲击着每个人的人生发展轨迹。

　　新富：重新定义财富

　　在1999年，我们曾以《冷眼看财富》的题目报道了20世纪末中国人的财富梦，在千禧年降临之际的第一期，我们以《新30而立》记录了当年那个朝气蓬勃的群体对“而立之年”作出的新人生表达。时隔5年，财富与21世纪的新年轻一代终于发生了碰撞：新富——一个将重新定义财富的新富裕群体。

　　什么是“新富”？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威廉·卡拉布特里(William N.Crabtree)把“新钱”产生的“新富”定义为：那些得益于20世纪后25年基于高科技产业的繁荣兴盛而顺势拥有巨额财富的年轻新贵。

　　代表财富的物质介体发生的变化显示着“新钱”的轨迹：从古代的盐到丝绸到银器到黄金到纸币到股票持有纸，如今金钱表现为电子货币(E—cash)：包括着信用卡与互联网的E币等。

　　“英勇的无钞新世界即将来临，随之而来的是大量时间的节省，但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存在。”Monash大学教授、经济学者朱迪·泰勒(Judy Taylor)对电子货币(E-cash)的描述同时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一方面诞生着新钱(New Money)的创造模式(比如纸上交易就能以超快的速度在短时间内致富)；另一方面，揭示着新钱模式的风险所在(比如香港传来的词语“负资产”便是新富的陷阱)。

　　尽管不确定，但新富觉得自己已经看破金钱，所以他们宁愿把自己定位为“相对富翁”，而不是“绝对富翁”，像葛朗台那样非得时时盯着口袋里的钱。“相对富翁”的特征是：常常产生于发展中国家，财富值相对于整个社会的整体财富水平而决定，即他们的财富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在袁岳的零点调查公司对中国“新富人群”的调查中，他采纳的标准是：国际上研究新富的时候普遍采用的起点就是个人金融资产达到6.6万美元，相当于5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这个数字其实在美国连中产阶级都还没够得上。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国富论》中批驳那些误以为金钱是财富的说法，他认为，金钱只是财富的一种形式，真正创造财富的原因是“生产”。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便是两个字那么简单：发财——如今，在庆祝中国新年的时候，每个来中国应对中国记者的老外，都得学着说的一句话是：“恭喜发财”，而不是“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或其他。在1990年代后来到中国的这些老外也许都会惊讶地发现，如今的中国人“对财神和战神(关公)的膜拜”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

　　三十而富新一代

　　这一代年轻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正不得不加入一场争夺财富的110米跨栏的比赛：大家在同一起跑线起步，跨栏的方法可以不一，过程中竞争激烈、速度很快，途中意外倒下的也不少。跑得最快的也许是刘翔，他跑进12秒，回国后成为广告明星，迅速成为“新富”。但跑得更有策略的是丁磊、陈天桥和黄光裕，他们是三十而富的“新富”群体的佼佼者，但更多的新力军正跟随其后。这是一场110米跨栏比赛，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马拉松长跑，其意义在于：新财富必须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内取得突破——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一个80岁才达成的新富。

　　跨越式发展达成财富的方法会有区别，但财富的道路基本一致，无非是：经商类(如黄光裕)、投资类(如张海)、专业技术类(如刘翔式明星运动员，如章子怡式演员明星)。后一类更是在中国呈现百花齐放的面貌。

　　新的财富载体正在层出不穷地涌现：电脑、网络、通讯、生化科技、新媒体、服务业等。其中产生中国新富的新生职业越发扩充着当年定义的“72行”：职业经纪人、策展人、通讯产业开发运营者、游戏产业人、新媒体行业人、各种文学艺术时尚产业SOHO群体、形象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色彩咨询师、职业咨询师等等。

　　从人群年龄上看，有意思的是，他们正好集中于70年代生人，在此之前，他们在媒体前被广泛描述的是“小资”或者是BOBO族，彷徨迷惘、回忆的一代。如今发现，他们同样是较自觉地掌握到打开新财富钥匙的一代，而且在一部分人得到之后，在我们的调查个案中，没有一个“三十而富”的新富曾经拥有过明显的“财富焦虑”——与之比较的是，更多的同龄人无一例外地陷入财富焦虑的无止境黑洞中。

　　尽管如今他们的财富拥有量，亦只不过是处于中产与优越富裕人群之间，但他们绝不认同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中产阶级”格调。他们认同的财富观是，新财富创造精神价值，正如巴菲特的名言——“华尔街是唯一一个开劳斯莱斯的人来请教一个搭地铁的人的意见的地方。”

　　他们的财富焦虑与新财富影响力

　　传统的富翁，正如美国社会调查研究者Thomas Stanley等人作的调查发现的那样：“高收入”的人不一定会成为富翁，真正的富豪通常是那些“低支出”的人——他们很少买新车，很少购入新的豪宅，很少做投资，而造成他们致富(而且是绝对富裕)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别的什么财富传奇而是根本的“长时间内的收入大于支出”。

　　而新的新富们由于一方面处在一个“相对富裕”的社会优越感中，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在当下的朝阳产业中赚着新钱，这刺激着他们日益高企的消费欲望(甚至是未来钱)，与此同时，大量的物质诱惑性消费在召唤着他们的购买欲。

　　他们的财富影响力更多地表现在生活方式的引导上，他们的财富得益于WTO后的经济新局，他们的生活方式又同样与WTO后的消费状态密切相关。伴随着众多的新国际品牌登陆中国，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着品牌崇拜。包括Dior、HOMME这样的男装最近也把他们在亚洲的首间旗舰店(不含日本)选择在上海开设；而绝对伏特加的品牌经理沈磊也为自己的品牌在中国的增长速度感到惊喜，“不少推广活动都因此提前了。”有品位、前卫的新富人群的提升速度有时超越一切计划的预计。

　　他们的品位格调成为一个有趣的现象。最突出的表现在这群人青睐的咖啡连锁店中——来自美国的星巴克——无论是在上海淮海路、杭州西湖边还是广州天河城，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工作语言都被标准化为英语。在这种原则坚持中，新富者寄托于这家国际连锁咖啡店来体验他们的“咖啡社会”。

　　过去，“Old Money”意味着谦逊的生活。他们隐藏在低调、深色汽车以及熨得笔挺的礼服中，“Bling”或“闪”被他们认为不合常规、庸俗、没有品位等等——真正的富人死也不会死在红色的卡拉迪克敞篷车里的。“New Money”则会选择炫耀珠宝和露背装。这些消费表现以前仅仅存在于“暴发户”的概念中，可如今，它们完全有可能为这些新富人群所作出。

　　消费主义学者马蒂亚斯·霍克斯(Matthias Horx)定义了一个“60:20:20”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成熟的国家中出现。即：60%的人靠多种收入来源生活，如工作收入、股票收益、资本利润、房租收入或者继承遗产，大量的钱财来自何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拥有这些钱；20%的人没有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只能通过工作收入；剩下的20%生活过得也不差，他们享受社会福利。

　　在这种意义上，新富者最终是60%的组成部分，更是重要的新财富增长的推进者。以此角度观察，整个社会最需要的，恰恰是这些新富人群作出的消费刺激，他们的保持与持续，不仅是令财富焦虑得以演变成一种新富裕生活方式的感染力，整个社会也会从中受益，同时，这亦正是新富们的财富影响力之所在——在他们成为权力精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