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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纪律处分相比，法律问责无疑更加有力，也更能达到惩戒效果，以此而论，要想使公车管理规定得到严格践行，法律问责不应该轻易缺席。

　　据《新京报》报道，中秋假期三天，北京市各区县、委办局接到了北京市政府“公车封存令”，坚决杜绝节日期间公车私用，部分区县纪委还组织暗访小组进高档餐厅、商场抽查“顶风作案”的行为。今年中秋节前，东城区主动封存全部公车，坚决杜绝公车私用。海淀、石景山、通州、房山等区县也在节日期间实施公车封存措施。

　　为了杜绝公车私用，有关部门始终在强调公众监督，然而公众却很难在车水马龙之中准确辨别公务用车，更不可能去相关部门一一核实。相比之下，在节假日将公车全部封存，无疑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实现人车分离之后，公车私用的成本大大增加，而监督管理的难度则大大降低。如此釜底抽薪之策，对于遏制“车轮上的腐败”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实际上，封存公车并非某地独创—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中共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及六项禁令，其中就包括严格执行车辆配备的规定，并明文严禁违反规定使用公车、在节日期间公车私用。此后，各地陆续出台严厉政策整治公车私用，其中，节假日封存公车正是一项主要内容。

　　值得警惕的是，即使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下，公车私用现象仍未绝迹—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数据显示，各省区市查处的违反八项规定案件中，违反公务用车管理使用有关规定的案件居各类问题之首。即使是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里，公车私用依然不时见诸报端—“海南四单位公车私用被通报”、“故城县信访局一干部公车私用”、“河北中秋公车私用，三人被处理”……除此之外，亦不乏一些总结性报道：“山东下半年已曝光80起违规案例，公车私用是重灾区”。

　　公车私用的负面意义无需赘言，作为距离民众最近、最普遍的不正之风，“车轮上的腐败”不仅靡费公帑，而且严重损害政府形象，正因为如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强针对公车的管理。众所周知，公车私用屡禁不止的关键在于领导者的特权意识，而不在于为其配备了怎样的车辆—倘若领导者执意以权谋私，“身不由己”的车辆如何能将其拒之门外？如果说封存公车旨在加强对“物”的管理，如何约束“人”的行为显然更为重要。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三令五申严禁公车私用，去年年底出台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也为此专设相关条目，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公车私用却很难与违法直接联系在一起。总览各地关于公车私用者的处理，大多仅限于党纪政纪处分，而鲜有人被追究法律责任。与纪律处分相比，法律问责无疑更加有力，也更能达到惩戒效果，以此而论，要想使公车管理规定得到严格践行，法律问责不应该轻易缺席。

　　严惩公车私用并非无法可依—《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不仅明确规定“根据公务活动需要，严格按规定使用公务用车”，而且明确指出“利用职务便利假公济私”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作为一种法规性文件，《条例》本身就具有法律条文与党政机关公文的双重属性，有着严格的法律（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约束力。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公务员不仅不得“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同时也不得“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由此不难看出，在中央明令叫停公车私用，各地深入贯彻八项规定精神之际，顶风作案公车私用者本身已涉嫌违法。

　　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任何法律的生命力都在于执行。公车私用之所以屡禁不止，关键在于问责乏力，在强化封存公车等对“物”的管理的同时，如果能将问责从纪律处分上升到法律追究的高度，或许更有助于“封存”特权思想，铲除“车轮上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