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生活文章网

一项超过一千万人次参加的考试，正在变成一场新的名利诉求热潮；在这背后，其实存在一个隐秘的市场——公务员考试培训，这个生意究竟是对中国传统科举文化的商业包装，还是对当下浮躁社会的巧妙注解？
 

　　《创业邦》杂志 文/翟文婷编辑/方浩摄影/贾睿

　　这个冬天不太冷。

　　从中央到地方蔓延的“公考”热火正愈演愈烈。

　　刚刚过去的2011年，“国考”（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人数已经超过140万，而他们将竞争137个招考单位的1.6万余岗位，平均竞争比达到88：1，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接近5000：1，令人咋舌，而加上省市县各级的公务员考试，总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在这场惨烈的“生死搏斗”中，众多培训机构打出“卖的不是课程，而是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的宣传口号，无疑是“公考生意”的大玩家。

　　中公教育和华图教育，分别声称自己是国内最大的公务员考试培训机构，自认扮演着考生的救星和引路人角色。中公是最早进入这个市场的，其创始人兼总裁李永新声称，参加他们培训的每100个学生中，就有25个能通过笔试，面试通过率达到65%左右。这换来的是2009年4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华图创始人兼总裁易定宏却表示，他们在全国各地有200多个布点，作为第一家做公务员考试培训教材的企业，他们的教材“卖得如火如荼”。

中公教育创始人兼总裁李永新

华图创始人兼总裁易定宏

　　这把火可谓越烧越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撞上了好运，因为当初谁也没有预见到日后这个市场会产生如此爆发性的增长。据李永新回忆，2002年国考考生人数仅为12万左右，平均录取率为7：1.彼时，中公从其他业务转型到公务员培训不足一年，那时的华图还在卖司法考试教材。

　　那么在过去的七八年里，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国考人数一跃翻了十几倍？这是怎样一门生意让中公和华图先后从其他业务转型到公务员考试培训？它们的未来，又在何方？

　　中国生意？

　　2011年12月，小祝第5次走进“国考”考场，习惯了煎熬和失败的她没有想到，几个月的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她终于把大部分竞争者撂倒在地，跨进了梦寐以求的海关。得知自己被录用的那天，小祝和家人在欢庆“中榜”之余，不禁感叹，这几年在考试培训上的几万块钱，总算没白花。

　　27岁的小祝之前是一名网络编辑，从大四开始，她每年都要从高悬的榜单上重重地摔下来一回。历史最好成绩是达到了外交部某职位的笔试过关线，而因为达线人数远远超出要求人数，最终无缘面试。

　　如果把镜头拉长拉远，再放眼望去，密密麻麻的人群或正在或曾经，姿势各异地跌倒在通往一扇龙门的羊肠小道上。曾经的小祝，折射的恰恰是公考（包括国考和省考）背后的一副众生相，而现如今的“公考”分明就是现代版的“科举”。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洪大用解释道，“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很重，行政体系掌握了很多资源，人们趋利的本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流动，此其一。其二，除了沿海，中国内陆中等城市的实业并不是很发达，就业机会有限，而对大学扩招后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而言，会更多地考虑政府部门工作。”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人士也持相同观点，“公考热总体还是就业市场不乐观，跟大学毕业生缺乏出路有直接关系。另外，公务员所享受到的一些特殊福利也是部分原因。”易定宏干脆把公务员考试形容成晴雨表，“考生人数多，说明就业机会少；相反也一样。”

　　易定宏用计算器算了一笔账：假设目前有1000万左右的在职公职人员，平均每人工作35年，因为各种原因平均每年要更新换代30万人，平均每个职位30人去应考，一年也有将近1000万人参加考试。但是他又说：“中国以前的科举制度，除了战乱年代停止过，只要在和平年代都有。你想想以前的科举制度考试多热？比现在热多了。现在不这么热了。”

　　而耐人寻味的是，把不少考生亲手送进公职单位的李永新也有些无奈，认为“公考热”本质上不是什么好事。他们给出的原因也很简单，趋利、向权的价值观本身不可取，更别提与时下创新、创业的主张有所相悖。但是在现实条件下，李永新又自问道，“你能想出更好的方式来替代日趋公平的公考制度吗？”

　　请注意，“公平”不仅关系到上千万普通考生是否愿意参加公考，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中公、华图这样的考试培训机构是否存在价值的关键。而在这个问题上，李永新和易定宏保持了一致的口径，公务员考试正在越来越公平。“不得不承认，公务员培训市场的火，跟现在考试的公平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是，坊间对公考公平性的质疑声从未间断，很多考生自己也这样认为。但与之相形见绌的另一幅画面是，还是有上千万名考生抱着尝试和侥幸的心态前仆后继地奔向公考大门，甚至有的国考、省考一个都不落，而且热情难抵。在理智与情感的冲撞下，培训机构显然成了普通考生为求改变结果而所能借助的仅有的外部力量。

　　从2006年开始，中公的学员每年以80%左右的增速扩容，2011年大约有20多万考生接受中公的培训。而公务员考试培训费用则从几百元到几万元不等。李永新说，“看他愿意出多少钱”，其中面试培训收费要高于笔试，从600元到2万元不等。2万元的课程又分为“包过”和“不包过”两种，前者过不了退费，后者不退费但可以在中公持续学习三年。每种课程的名称听上去都很打动人心：“冲刺班”、“封闭班”、“特训班”……

　　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生无法浇灭的热情，李永新说：“在我们这里坚持考下去的三年之内基本上都成为公务员了。国家的考不上，转过头来就参加省公务员考试，一年考三次、四次，三年考十多次、二十来次，最后肯定能被录取。除非你不想考了。”

　　而部分学生在考试培训的高额收费面前也很淡定，李永新认为：“这个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决定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提供一种课程是可以保证学员通过的，让他们出10万元都愿意出，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提供不了这样的产品。现在所有行业内的竞争对手加在一起，都无法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在这个听起来近似疯狂的逻辑背后，一个充满中国本土特色的生意也日渐浮出水面。

　　赢家？

　　李永新和易定宏，创业初期的项目都与公务员考试培训无关。戏剧性的是，两人早年都与公考结缘，且遭遇企业发展瓶颈时，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到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

　　先说易定宏。他是凭借出版司法考试教材立稳的脚跟，司法部门推指定教材时，恰好公考撤销指定教材，易定宏自认鸡蛋碰不过石头，便跳出司法投身公考。华图是第一家做公考培训教材的企业，此后逐步搭建起公考培训机构三驾马车的商业模式——培训、图书和网络教育。他与公考的结缘是曾在广东商学院教书期间出版过一本关于领导干部如何竞争上岗的书。易回忆说，“当时是排行榜的畅销书，卖了几十万册。”

　　而有着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的李永新，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老本行，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这是自己能掌控的核心资源，而这也是做企业的必备条件之一。

　　创业之初，李永新曾在全国首创“高考状元演讲团”的生意模式，也就是把各大名校的高考状元拉到全国各地演讲，通过卖门票和签名售书的方式赚钱。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做状元演讲团核心资源不在自己手里，状元的演讲水平很难控制，这个产品没办法规模化、标准化。后来就想再做项目的时候，产品一定要可控，而且要可复制。”虽然也蜻蜓点水式地尝试过家教服务、奥数、高考复读培训等项目，却都没有引爆李永新的成就感和兴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