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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还说反腐不是动真格的呢？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24日，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超三十名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中，至少已有11人进入司法程序。反腐飓风震慑整个官场。

　　早在2013年1月23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即明言，反腐应“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治标转向治本，是国家治理的大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严格地在合乎天理的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运行，才能长治久安。但真正考验执政者和整个社会的是：究竟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治标到什么程度，就到了从根上基本消除腐败的时机？

　　大幅减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审批权是正确方向。对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治理体系来说，减少审批权并不太难。审批权是潜在腐败者有待变现的预期收益，尚未构成其拼死顽抗的现实成本。

　　难的是如何处理已产生的“腐败成果”。大量不好说清来路的财产如何处理？各种明显不合法的交易行为如何洗白？针对这些腐败者的现实收益，如果能实施突破性的有效措施，反腐就进入了治本时刻。

　　现成思路有二。一是设立退赃账号，设定最后日期，凡退赃者，既往不咎。在此基础上，实施在全球都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财产公开“阳光法案”。二是强攻，既然你敢腐败，我就敢一查到底，“一个都不饶恕”。

　　第二个自然是最合乎道义的方案。但对现实政治体系的决策者而言，首要目的可能是维持政治体系的基本稳定与安全，并由此赢得最大的政治成果。至于这个成果的具体内容，跟主事者的价值排序和目标设定密切相关。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有个说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而能否在推出反腐治本措施的同时维持政治稳定，又有赖于主事者政治权威的建立。反腐由治标向治本转进的时机是否成熟，得看具体措施是否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

　　对此，1992年年初邓小平到南方视察，曾发表谈话警醒干部：“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这是关系大局的事情。”

　　他担忧的是党内干部不能德才兼备，不能坚持改革开放。十八大以来反腐的赫赫成果，已从事实上证明“德才兼备”之难。若产生大面积的腐败，会对治理体系造成一种“癌变”式的威胁。王岐山强调反腐要治本，习近平有“笼子论”，都是要消除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这个“癌细胞”。坚持改革开放，则是一种治国路线的选择，是“国是”。国家治理者能否对此不产生分歧，更是邓小平认为的“关系大局的事情”。

　　对权威与改革关系的言说又一次进入舆论场，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有三种合法性或权威：传统型、法理型与超凡魅力型。最后一种是传统型向法理型过渡的形态。经济社会转型或曰改革是需要有力的权威来主导的。

　　即使依照这种看法，一旦权威已明显树立，反腐就应当可以转入治本阶段。这才能消除社会疑虑，使改革开放步入落实“立国大道”的最关键阶段。

　　改革权威树立后，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市民社会，开放宽容的舆论环境，完全可以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资源。刘铁男等人的落马，最初正是源于记者的举报。掌握了国家机器，借助社会力量（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反腐由治标转进到治本，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