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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湖南经（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视《经视问政》第八期节目播出，节目曝光了衡阳县西渡木材检查站站长和副站长涉嫌执法犯法，违规经销木材。在节目录制现场，衡阳市市长周海兵当场决定将二人停职，舆论自然又起热议。

　　电视问政这事儿，不新鲜，但时不时总会有地方上演类似的剧目。地方领导力主创办，相关节目红极一时，往往火药味十足，针对节目曝光的具体民生议题，领导往往当场表态，甚至不惜直接免掉责任人职务。矛盾冲突集中，现场效果好，观众看了解气，一举多得。湖南经视的这期电视问政节目，衡阳市市长也当场决定对执法犯法的两位工作人员先停职，而且会“依法、顶格处理”。

　　在一个电视节目现场，市长有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这是除了为市长点赞的观众之外，另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疑问。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忧虑可能在形式上最终会得到宽慰，因为针对具体责任人和事件的处理程序，当地可能会做出完全符合处理程序的决定，名正言顺地让市长的当众承诺与最终的处理结果相吻合。尽管，人们依然可以继续追问，表面合乎程序的决定背后，是否有调查、追责走过场的情况。

　　电视问政节目所带给社会、民众的冲击，并不仅是这一点点程序上的尴尬。电视问政给人们的观感，源自政府官员与民众围绕社会热点问题的直接对话，精心挑选的个案话题，往往也多是便于官员表态、利于即时处理的问题。“刺耳的问题、主持人的追问和嘉宾的直谏，官员的紧张尴尬写在脸上，语无伦次会引来嘲笑，回避问题会招致不满，并通过直播被无限放大”，刺激吗？确实刺激。但这种电视问政的新鲜背后，却更多是民众常态参与城市治理、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不足与渠道不畅。

　　事实上，这种真刀真枪的对话、责问，原本可以不仅是电视节目里的“秀一场”，正如另一个电视问政风行的城市———武汉，一位当地人大官员投书媒体所言，“对政府行政作为，我们有人大、政协的依法监督，有纪检监察、党委政府的督办系统……但这些监督很容易演化成不解风情的形式主义，沉沦到无关痛痒的文牍主义”。这可能不是个别地方电视问政风行，而是制度性监督失语的真问题所在。细想，以电视节目的形式直播出来的问政场面，远不及较真的人大、政协有力量，而且电视节目观众遴选的随机性，本无法与常态民意代表机制的制度化选举相提并论。同样的道理，不少地方热衷于组建公咨委、临时性征集民意听证代表，以期达到尊重民意的社会效果，但同样对真正激活制度性民意代表机制有畏难情绪。

　　当然，这可能也与人大等常态机构本身并不具有专职、日常化的问政设计有关。电视问政这事儿，有总比没有好，在常设性的民意机构无法对日常民生议题有效发言的情况下，有这样的电视节目，让领导在台上也红红脸、出出汗，未尝不是好事。原本属于制度设计的问政设计，引入电视节目可以火爆一时，会否也有那么一天，人大代表质询政府官员，可以真刀真枪、原汁原味地直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