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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梳理发现，6年来，85名被免职官员逾三成复出。“逾三成”并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如果官员的复出总是“静悄悄”，缺乏程序性甚至正当性，就算复出的被免官员只有一名，那也会引发公众质疑。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官员“不当复出”的例子并不少。2012年，原周口市扶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薄玉龙因行贿而得到职务调整，被免职。今年1月，薄玉龙担任了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7月，薄玉龙再度被免。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向媒体表示，薄玉龙原问题系行贿、介绍受贿，性质不适合反渎职侵权的岗位，所以做出了免职决定。

　　这种“再度被免”形同儿戏，集中暴露了有关官员复出的弊病：一是不透明。薄玉龙履任周口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政委被曝光后引起舆论关注。他回应质疑称，之所以能回来任职，是因为领导考虑了他过去的综合工作表现。“过去的综合工作表现”究竟怎样，是不是足以符合复出的条件，公众一无所知。二是程序不严谨。“不适合反渎职侵权岗位”的定论，对于最初允许他复出的决定来说，无疑是一记耳光。但既然薄玉龙不该复出，那他将“去向何处”？而一手制造“不当复出”的决策者，又该当何论？公众同样是一头雾水。

　　问题官员不是不可以复出，但必须讲原则、讲程序、讲公开。

　　不能再搞“无序复出”。官员复出应该通过怎样的程序，换句话说，官员复出，谁说了算？必须明确。官员复出，是政治生态中极为严肃的事件。如果官员复出与否，取决于弹性很大的行政评语或者长官意志，那严肃性、惩戒性又从何谈起？如果官员轻易就能复出，那最初的“免职”岂不成了假问责、（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真演戏？

　　在这个问题上，湖北红安县关于“回访制”和“申请制”的探索可以借鉴。该县今年计划对两年多来受处分的164名干部进行回访，目前，已回访了81名。对3名受处分后仍有不良表现的干部，给予警醒式谈话，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方向；对15名认错改错、工作成绩突出、群众评价较好的受处分干部，向组织部门提出“予以使用”的建议或申请。

　　尽管这一探索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申请制”可以抑制长官意志，“回访制”可以消除随意性，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不能再允许“火箭复出”。不少官员是坐着火箭复出，如七台河市新兴区原区长刘丽，2008年12月因煤矿瓦斯爆炸被免职，但3个月后就复出，任七台河市建设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后来还升官了，这种火速复出和升迁，让民意很受伤，对官员本身也不利。显然，如果被免职官员真的是“人中豪杰”，必须复出，又何必如此心急徒惹质疑？

　　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关于何时复出的年限较为模糊。到底是一年可复出还是两年可复出，需要尽快明确。

　　不能再搞“静悄悄复出”。官员正当复出又不是见不得人，干吗偷偷摸摸？如果合理合法，就该公开官员复出的消息，这对于行政系统运转、官员开展工作也有益。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遮掩有用吗？

　　当然，要使官员复出服众，首先要让问责服众。如果免职只是应付舆论做做样子，埋下安抚涉事官员的伏笔，后面的“复出”又怎么可能严肃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