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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留下的一大政治遗产，就是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制定的目标、路径和时间表，以及为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所做的努力。邓小平还屡次对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泼冷水，防止争论影响经济增长。这些政治遗产至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执行的路线、制度和政策上。

　　邓小平还留下了另一些遗产，体现为大众文化的符号。有一首歌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大概是因为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这首歌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歌词用比喻的方式指出了邓小平的两个主要历史功绩：推动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重回市场经济的轨道。

　　这两件事非常困难，涉及人物很多，在历史学家的笔下，通常十分复杂。但流行音乐却做了轻快简单的处理，直接把邓小平当作改革的化身。与此类似，1990年代，深圳在繁华的街头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放着邓小平面露微笑的照片和一句题词。这些大众文化的手法强化了邓小平的改革者形象。

　　政治遗产和符号遗产很容易区分。华盛顿的政治遗产包括领导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为后来的美国总统确立了任期限制，民间传说“华盛顿的樱桃树”则为他的政治经历赋予了道德价值。这类故事就属于符号遗产。西奥多·罗斯福为美国确立了国家公园制度，而泰迪熊的故事作为符号遗产，强化了他推行这一制度的人性动机。丘吉尔领导英国抗击德国的入侵，巩固了英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发动了冷战，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V字形手势———这个手势的价值毋庸置疑；在最艰难的战争年代，它代表了丘吉尔乐观和必胜的信念。

　　邓小平没有留下经典的手势，却留下一些流传广泛的格言，特别是“猫论”和“摸论”。它们不但是中国当代政治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格言把政治决定的逻辑、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甚至哲学上的方法论，以比喻的形式做了浅显通俗的说明。它们暗示邓小平绝不固守某种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看重实效，相信经验甚于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他从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汲取了教训，强调权力应该由法律和程序限制，并始终警惕其扭曲。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重要部分，而邓小平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尤其反对权力终身制。1989年11月，他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大”闭幕后，邓小平出现在会场，绕场一周，接受与会者的掌声。电视反复播放这个镜头。

　　高层人事更替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电视镜头中那个矮小而面带笑容的老人，则是他的符号遗产。邓小平晚年的照片总是这类温和、笑容满面的形象。联系他爱打桥牌、为武侠小说着迷的故事，这些照片塑造了一个注重生活乐趣和家庭亲情的邓小平。20世纪之后，大众文化成了争取和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政治人物的符号遗产，不同于政治决议、法律条文、红头文件，也不同于经过系统整理和官方阐释的理论体系。符号是阐释的结果，人们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新的阐释，它们是官方宣传与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民间的期待和评价。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始终是个普通人。尽管他曾经掌握巨大的权力，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权力本身，都没有被神化。相反，邓小平深知权力过度集中和个人崇拜的危险，有意识地拒绝终极权力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塑造了中国的现实政治，邓小平的符号（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遗产则代表了民众心目中的政治。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强调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重申国家现代化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后者愈发深入人心。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