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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州市政协开展今年的第二次“知情问政”活动。据南都报道，本次活动中，停车费涨价、工程项目“万里长征图”等热点问题，在383名市政协委员与28个政府部门面对面的交流中，得到集中爆发。

　　问政活动在广州早已司空见惯，委员询问情况，提出问题，从“知情问政”四个字的表面意思看，大致可认为，这类互动既满足知情需要，同时参与者也可表达不同意见。不过，它的价值在过去发生了细微的变化，问政活动开展的早期，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抽象层面，政协委员代表民众发问，政府部门释疑，在很多批评者的解读中，这被视为政治清明的一种表现，无论结果如何，这种互动无疑体现了现代政治的特性。而随着问政模式得以固定，无论是切身参与问政的政协委员，还是关心问政活动的普通民众，都不再满足于场面上的热闹，他们厌倦了重复而无效的质疑，转而关心问政能否产生切实的效果，反映的问题能否跟进解决。

　　问政活动价值上的上述转变，在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不过问题也很突出。以广州为例，好的一面是，哪些问题民间有疑惑，哪些事项民众不满意，大致能从问政活动中得到呈现，委员们围绕近期广州的焦点问题与有关部门展开交锋，其中不乏犀利的质疑。此次活动中，曹志伟、韩志鹏等“炮手”委员延续以往的热情，比如就备受关注的停车费涨价问题，他们向市交委反映市民意见，并关心接下来政府部门的相关对策—如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涨价政策是否还要延续？让人遗憾的是，市交委把问题推给时间，表示“时间还短，治堵成效还没显现”，寄希望于不久的将来涨价政策发挥改善交通的作用。类似这种万金油式的回答无疑削弱了问政的价值，政策是否需要长时间来检验？多长的时间才算长？如此一来，问题陷入僵局，所谓的问政最终也就无解（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

　　停车费政策决策前政府部门曾召开听证会，从姿态上表现出对民意的尊敬，如今问政的一大目的也是倾听民意，但从政府部门前前后后所持有的自信看，对于民间一直存在的反对声是否受到政府部门足够的重视，还有必要打一个问号。在问政现场，政协委员们只能重复他们的质疑，并一再要求政府部门简单回答、正面回答。表面上看，作为质疑的一方，政协委员们“来势汹汹”，质疑时有理有据，声色俱厉，那些敢言的政协委员受到民众的赞誉，其中有的还成为明星委员，而政府部门则“压力山大”，一到问政现场就苦不堪言，往往只能疲于应付。但问题在于，目前的问政很多时候仅仅局限于质疑，政协委员更像是一批时评作者，他们代表民众表述问题，问政过后，那些提出来的问题依旧存在，待下次问政再被拿出来讨论。此次问政现场，政协委员曹志伟把自己写成的文字材料留在市交委摊位前，表示“我的建议都写在这里，你们觉得可行的就采纳吧”。问政影响虽大，但参与者的失落由此可见一斑。

　　政协委员们的建议未必全对，问政的目的在于，通过呈现不同意见，从而为公共决策提供参考。显然，要发挥预期的作用，就不能提前预设一种“正确”的结论，反映在具体的操作中，一方面要在决策过程中听取不同声音，另一方面，在决策后，还要根据反馈意见对不合理的决策展开纠偏。问政工作涉及的是一种民主机制，如果要从抽象的价值理性向具体的工具理性完成转变，就必须从机制上入手，真正让民主落实在每一个决策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问政工作的民主空间今后还有待进一步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