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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进一步加大司法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已近一年，包括司法回归专业属性、法官职业化在内的诸项目标为各界所期待。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司法改革纵深推进，究竟怎么改，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拟定怎样的方案，显得尤其重要。据《南方周末》报道，继2014年6月上海市司法改革方案率先得到中央批准之后，广东、湖北、吉林、青海、海南等其他五省试点方案也已完成，并提交中央审定。

　　在此之前，司法改革的“上海模式”为外界所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或在于，中央层面对于下一步司法改革的具体路径描述鲜为人知，包括最高法四五改革纲要在内的多项文件亦未见全文公开（我爱我生活文章网：www.52mylife.com），公众、法律界对于司法改革的诸项揣测，借由“上海模式”的一些细节得以延展，进而对试点改革推进的具体步骤、方向亦不乏讨论。具体到法官遴选工作的试点方案，据南周报道，“除了上海由高院主导，其他五试点省委政法委报送的方案，要么政法委书记担任遴选委员会主任，要么办事机构设在政法委”，由政法委主导成为大多数的选择。而在一些法律学者看来，基于法官遴选工作的超然、独立要求，从宪法和法律的层面去做顶层设计，由省人大出面组织显然更为合适。

　　司法改革进行到今天这一步，必须改、以及改革的大方向等问题不再存在太大的争议，在此共识之下，具体的改革方案拟定、路径选择等细节，考验改革者的智慧与勇气。这份智慧与勇气，就包括直面并专业化地释解针对改革的疑虑、在试点中不断修正既定方案的措施。在此前“司改上海模式”的讨论过程中，媒体曾集中反映过一些基层年轻法官的忧虑，不少司法系统的青年业务骨干担心，按照上海33%的员额制设计，自己无法与“那些行政级别上占优的领导”去竞争。而回到目前各地试点方案的主导机关安排，对于法官遴选的标准拟定，确保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专业化标准，而非诸如行政级别、资历等庞杂因素，成为必须要直面并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如法律学者傅郁林所言，“有些人本来就是改革的对象，由他们来落实改革方案尚且障碍重重，如果由他们来设计改革方案，结果可想而知”，而法官遴选委员会的超然设计，在当下各地试点即将启动之时，显得愈发重要。

　　相比较而言，由人大出面搭建法官遴选委员会的组织与平台，不失为一种更有助于组织独立性的选择。运动员不应该、也不能同时又是裁判员，更不能再去充任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此前收容教育制度的改革试点，各地曾出现将试点工作办公室再次放在公安局的现象，由公安局长主导旨在限制警察权力的改革试点，曾引来不少的讨论。法官遴选工作的推进，包括中央层面也多次强调充分吸纳各法律实务部门、专业人士参与，而目前所讨论的则主要是出面组织或遴选机构的设计，放在人大或由人大出面组织的遴选委员会，设计一套更合理、科学的运作机制，会更有助于各方法律界人士的有效参与，与既定的改革思路并不矛盾。

　　司法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就在于去行政化，去行政化的目标则在于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这一改革背景之下，法官遴选工作的试点方案，孰优孰劣、孰对孰错可能目前还不宜做结论式的判断，但更广泛的讨论、更透明的信息披露、更多元的试点试错实践却一定是必要的，且会有助于下一步司法改革的全面铺开。毕竟，在将近20万法官中遴选出精英，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对法官群体做如此大规模的整理和甄别，如何对现有司法系统人员进行科学、专业化的分类遴选，兹事体大，不能不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