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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教授陈兴良日前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这一罪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认定为此罪。

　　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习以为常。节假日、红白事，亲朋戚友相互走动，送个礼、给个红包，无可厚非。礼重礼轻、钱多钱少，视乎亲近程度、个人能力与当地行情。民间意义的收礼，没有什么危害，一旦时空转换、身份变化，发生在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手握一定公权力的党员干部身上，情况就微妙得多。

　　非联络亲情、礼尚往来的授受礼金、礼物，具有非常鲜明的“三高”特征：高单向度—以职级高低、权力大小为序，由低向高，由小向大，单向流动，有来无往；高额度—礼金额度明显超出民间礼尚往来的范畴，一次活动收百万礼金亦非神话；高替代度—贪污受贿，犯罪界线明晰，收受礼金、礼物戴上“情”的帽子，穿上“情”的马甲，则具有高度迷惑性，收者往往心安理得。是以，即便三令五申，多半置若罔闻，这从近年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得见。拟设“收受礼金罪”实属反腐亟需、时势使然。

　　特殊群体，特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入罪，实为对公权力洁净之要求。作为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把对法律、道德和规范的忠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任何与忠于职守相冲突、与公共利益相违背的个人利益都必须回避，更不能不恰当地利用权力谋求任何个人利益。这是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底线”，应成为从政共识。与此同时，高标准、严要求，防微杜渐，也是对党员干部的保护。这决非矫情表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哪位贪官的腐败，不是从“一”开始？一件礼物、一个红包、一笔感谢费……打开敛财胃口、心理缺口，慢慢地就刹不住车、收不住手，“青蛙”就被温度缓缓升高的“温水”煮死。“要是第一次伸手就有人监督，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许多落马贪官都作如此忏悔，说明什么？若将收受礼金入罪，就是在管你的“第一次伸手”，保证你廉洁从政，保护你的安全。

　　在一个尚礼的国度，“收受礼金罪”推行起来可能存在诸多困境，譬如厘清礼与贿、情与法的边界就非易事。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是犯罪，那么，给他们送厚礼的人是否有罪？授受同罪在法理上不存在障碍，没有送就没有收，收礼者违反法律与道德，出于个人利益的送礼者也一样。必须承认，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可作佐证的是，法律也规定行贿与受贿同罪，但在实操中，行贿者往往没有受到与受贿者同等的惩罚。

　　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礼金、礼物行为，仅有一条“收受礼金罪”还不够。从可操作角度审视，法律之外，我们还需要一套更为详尽的行为规范。在我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请客吃饭、收送一些小礼乃人之常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不食人间烟火恐怕也不现实。因此，有必要出台道德规范，对小礼物的范围、价值、来源等作出明确指引，在法律之内，兼顾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