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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善待官员

——对世纪之交胡长清等5起案例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成就辉煌，世人瞩目；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本优秀的领导干部却倒下了——很不光彩地倒下了，让人扼腕，深思。

身为领导干部，贪脏枉法，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首先令人痛恨。但是，再看看他们所走过的人生轨迹，又不免使人痛心。

不敢说是出于忧国忧民，但多少年来，笔者的确陆续积攒了不少相关的报刊资料。这些资料详尽地记录了许多人从平民到公仆的光辉奋斗篇章，从公仆到贪官的蜕变过程，从贪官到入狱之后或临终之前沉痛的肺腑之言。他们的光辉篇章、蜕变过程、肺腑之言，有很多相似之处。笔者截取世纪之交的1998—2000年的三年中，在当时处理的较有影响的5位贪官，试图从中找出一些经验教训，以期起到“毖后”之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些案例早已成了过去，其意义仍值得我们现在总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有的尸骨已经腐烂，有的将要出狱或者已经出狱。“逝者如斯”，如果能有一些经验教训的话，那也许是他们最后可以利用的一点价值。

胡长清，原江西省副省长。1948年出生于湖南常德市一个偏僻的山村，放过牛，砍过柴，种过田。为了支持他念书，两个姐姐都中途辍学。他第一年参军，第二年入党。从湖南到北京，从北京到江西，又从江西准备调回北京，也非等闲之辈。被宣布死刑后，胡长清请有关人员转达他的渴求：“救救我这个大罪人，给我判个死缓，给我一个改造的机会……”。在和妻子的会见时，他说，本来想妻子退休后能在一起团聚，现在看来没有机会了。( 散文网：www.52mylife.com )

戚火贵，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穷苦出身”，37岁成了海南省最年轻的县（市）委书记。得知他被判处死刑时，一位普通市民在指出罪有应得的同时，也曾对采访的记者感叹，戚火贵的确“给东方留下了一些东西”。一张照片上，面对法庭，他那痛苦的表情，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

李乘龙，原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小时候是一个“放牛娃”。担任市委书记初期，玉林最早建立了全国农村改革实验区，工农业总产值1990年仅为20亿元，不到6年时间增加到100多亿元，使玉林成为广西第一强县（市）和全国百强明星县（市）之一。在三天的庭审过程中，李乘龙多次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发落。提到80多岁高龄的父母，以及正处在花季中的女儿和身患疾病需要照顾的妻子时，他每每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褚时健，原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1928年出生，参加过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出任厂长17年，玉溪卷烟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型企业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知名的大型现代化跨国烟草集团，每年创利税近200亿元。案发后，褚时健在云南边陲河口企图逃往国外，被边防检查站截获。

鲍际宇，原南京无线电七厂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1965年在南京大学念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无线电七厂曾连年亏损，鲍际宇当上厂长后，和员工一起励精图治，经过10的年奋斗，产值、利税等指标跃居全国高频头生产的第一位。当知道司法人员已掌握了犯罪证据之后，鲍际宇一下就跪到了地上，并哭诉，说自己彻底完了，一切都完了。

以上几人，前3位原为省、市(县）领导，已被执行死刑；后2位原为企业领导，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以上几人都有过辉煌的当年。案发后或外逃，或下跪。当知道自己将被处以死刑时，有的泪流满面，有的表示出对生的渴求。

如果不是“当官”，鲍际宇、褚时健已该正在安度晚年，胡长清大概也可以和退了休的妻子团聚了；以李乘龙、戚火贵的头脑，日子大概也不至于会过得太差。这里不是说他们不做领导干部，就一定不会犯法；也不是说做了领导干部，就一定会犯法。但胡长清们的犯法，与他们的官员身份有着一定的关系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关系有自身的，也有客观的。下面试从8个方面讲，怎样减少官员的腐败。

第一，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真正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解决问题。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切实解决“人生为什么，入党做什么，掌权干什么”这一重要问题。

第二，下决心坚决堵住第一次的贪污受贿。因为有了第一次之后，自己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由“好官”划入到“赃官”的行列，进而“破罐子破摔”，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次“伸手”的同时，也就是与人民为敌的开始，自绝于党的开始。

第三，用案例和医学理论警示。案例就太多了，这里从略。医学理论，如巴西医学家马丁斯经过10年的研究发现，犯贪污受贿罪行的人，必然导致紧张、恐惧等心态。食不香、睡不安、惶惶不可终日。这种精神负担，引起神经中枢、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干扰其各种器官组织的正常生理代谢过程，削弱其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最终在癌症、脑出血、心脏病、神经过敏等病症的折磨下，或早衰，或丧生。要让官员学会算一下贪与不贪的帐，钱多与钱少的帐，健康与亚健康的帐，短命与长寿的帐。

第四，要把“离任审计“与“经常性审计”结合起来。“离任审计”是对干部是否“变质”的一种鉴定，对“量变”过程起不到制约、监督作用，不利于挽救干部，使他们有“善始”却无“善终”。

第五，让人民的监督有一个切实可以运作的机制。鲍际宇经济犯罪的事实是从调查住房违纪中连带出来的。七厂引起市长的重视，是从由创利大户沦为亏损大户之后开始的。而在南京无线电七厂蒸蒸日上的时候，有位叫周坚的女工在职代会上批评鲍际宇用公款装修住宅。此后5年，周坚等人的举报从未停止，先后找过市纪委、常委接待日、电子厅、省检察院，包括舆论界，都没有奏效。褚时健一案的序幕是由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一封匿名举报信拉开的。这封信是直接寄到了中央纪委信访室——如果是寄往另外一个地方呢？戚火贵的妻子是中国银行东方支行行长，他的妻弟当上了市交警队长，而且个个贪赃枉法。褚时健的妻子、女儿、妻弟、妻妹、外甥均参与了犯罪活动。以上这些人的犯罪目标是这样大，可以说几乎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的，他们并没有把人民放在眼里。

第六，司法、人大、纪检、监察、媒体应重视群众的监督，对举报信既不能漠然置之，更不能一转了之。南京无线电七厂女工周坚在写信向上级举报时，特别注明“请不要转市电子局”，但举报信还是到了电子局，且回到鲍际宇的手中。当周坚等举报、上访20多次后，终于盼来了市领导批示、调查组进厂，“主管部门”又要将鲍调走。面对周坚等362名群众的再次联名举报，鲍际宇则对周坚施以“停职检查、停发工资、扣除奖金”，甚至要派出所去抓她。对这样的“待遇”，此后谁还敢再举报？谁还敢问一句“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群众无处不在，不时不在，群众不会被收买，不会被迷惑，也不会轻易戴上有色眼镜。没有群众监督作基础，其它一切监督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要想让群众发挥监督作用，其前提就是各级有关领导真正重视群众的监督。对群众举报的冷漠，只能使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甚至会导致反腐败“举步维艰”。

第七，所制定的法规、条例、制度、准则、守则，等等，在“提倡”、“应该”、“禁止”、“必须”、“要”诸如此类词语的后面，措施要尽可能地具体、详细，并具有可操作性。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不应假设官员是自律人，而应假设是他律人，这样的政策法规才能对人有所约束，真正起到保护官员的作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向着文明有序的方向发展。无数案例提醒我们，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必须考虑“他律性”问题。

第八，“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应真正成为国家的责任。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四句话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改革开放有几十年了，各项法律法规订得已经非常多了，几乎涵盖到了方方面面，“有法可依”应该不是问题了。“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是我们目前“依法治国”的核心。“执法必严”是建立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基础之上的。“有法”不能去“依”，“违法”不能去“究”，使执法部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也才是违法者敢于为所欲为外在因素。不能“依”和“究”是有其深层原因的，牵涉到方方面面，单靠执法者或是一两个部门是无能为力的，这个责任必须要靠国家才能承担得起来。

当然，要减少官员的腐败，除了以上8条，研究者也许还可再列出80条。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总之，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解决办法。

制度的完备、措施的严厉、执法的果敢是对领导干部的负责和爱护。如今，胡长清们想过百姓的生活而不得，这是何等令人痛心。胡长清在湖南就热衷于“搞”钱，到北京工作后，除“搞”钱之外，还伪造学历和学位；下派到江西的几年时间，大肆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每年私自外出达20次以上，从不与组织打招呼；他给不法“大款”们办事，自己捞取好处。胡长清的胡作非为是与他的权力相始终的。对他的管理近于失控状态。人大有权通过法律程序罢免官员，检察院对受贿官员负有追究的责任，传媒对不正当行为应该是及时地毫无保留地加以揭露。然而，各种监督都沉默了。上级难以完全了解他，同级碍于情面，下级又无法左右他。许多腐败官员都是在人们眼皮底下走向监狱，走向刑场的。80多岁的老母，再也见不到儿子李乘龙了。胡长清本来想和退了休的妻子在一起团聚，这个小小的愿望看来再也无法实现了。不知胡长清们是否会抱憾终生，但他们用罪恶的双手所铸成的惨痛教训，却永远值得今人警醒。今人也该在扼腕、痛心的同时，让现在少出些胡长清们努力多做有利、有力的工作。

要让各种监督能够且敢于真正地负起责任来，任重而道远。一个社会让恶魔做出恶行，这不奇怪；一个社会让正常人也做出恶行，这才是最可怕的。如果胡长清们正准备从摩天大楼上往下跳，消息一经传开，110警察会火速赶到，120急救车会摆开阵势，各类媒体人员会把镜头扫尽每个方位，大小领导会来展开攻心战，围观的群众或高声叫喊，或窃窃私语，不看出个究竟决不罢休。胡长清们从自己人生的摩天大楼往下跳，准备的时间相当地长，准备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有人看到，包括他的家人。奇怪并遗憾的是，胡长清们还是跳下去了——直到他们跳下去之后，沉默的人们才一起惊呼起来。事后看，胡长清们以外的责任要比胡长清们本人的要更大些。可以说，我们许多人都是眼睁睁地看着胡长清们一个个以悲剧收场的。为了今后能少些这种人间悲剧，“任重”，我们必须咬牙、鼓劲挑起来，“道远”，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信心、果敢、智慧、勇气和毅力，想方设法加快步伐。

注：本文胡长清等的有关资料分别来自于199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2000年5月12日《南方周末》，1998年第47期《中国电视报》，1999年1月10日、1999年1月28日、2000年4月14日《中国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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