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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不是一种罪过，但绝对是一种罪恶。

小聚，Yi带来一位叫“小小”的老师（来自东川山区某校点）。饭间，她谈起了自己的学生，说他们的早饭和午饭都是从家里带来的烤土豆（请注意，那些孩子的烤土豆绝对不会像城里街边那些小商贩卖的一样，颜色金黄、香气扑鼻。他们所带的在柴火里烤熟的土豆通常黑糊糊的，时间一长就会回生——变得半生不熟，难以下咽）；因为人口分散，所以他们的作息制度是上午10点钟上课，下午四点钟放学。为了上学，学生们每天花在山路上的时间不会少于4个小时，倘遇天阴下雨，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在路上花去更多的时间。学生们冬天（滇东北冬天的寒冷比起中国北方冬天的寒冷有过之而无不及）通常只穿两件衣服——里面一件T恤，外面一件单衣。老师问他们冷么？他们答：不冷！

小小说，冬天里，她常常含着热泪，在课间把孩子们叫到自己的宿舍里，打开取暖器，让他们取暖……

在小小的讲述中，早年也曾在东川呆过的Yi，插话给我们描绘了她驾车经过一山区小学时看到的一个场景：黄昏，一所山区小学孤零零的躺在大山的皱纹里，一个小男孩背着一个用“白象牌加碘食盐”包装袋（蛇皮口袋）做的书包，在夕阳的余晖里，仰头无比虔诚地注视着教室前旗杆上那面迎风招展的国旗……我的小学时代也是在山里度过的，我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年上学的情景。

乡里的中心小学离家3公里多（在村里上完二年级后，我们就得到乡里的中心小学去上学了，因为4岁时就哭闹着要上学，所以我到中心小学上三年级时还不满7岁）虽然不是山路，但因为上学的路绝大部分都是田埂，所以，每逢天阴下雨，我们常常在那泥泞的田埂上摔得人仰马翻。

90年代的滇东北农村，虽然早已包产到户，但大多数人家仍在温饱线上挣扎。为了节约粮食，那时候人们大都保持着每天只吃两顿饭的习惯——中午十二点左右吃午饭，天黑以后吃晚饭，上午是绝对没有吃早饭（早点）这一说的。所以那时的我们一大早起来后，随便用毛巾在脸上擦几下，背上书包便往学校跑（离家较远的我们迟到是要被老师罚站的，而且是大冬天的站在教室外面经受北风的洗礼）。尽管刚出家门时便已饥肠辘辘，但我们必须忍着饥饿出发，到中午12点放学后方可飞奔着回家吃午饭，饭后又急急忙忙赶往学校。

倘若上午的作业没有完成，比如不会背乘法口诀什么的，那么，当天午饭时便极有可能会被老师留在教室里继续“用功”，那也就意味着当天中午的饭泡汤了——尽管那时的午饭也大都只是些土豆什么的——我们必须等到下午放学后才能回家找到吃的。所以我至今仍保持着早饭可吃可不吃的习惯，而且一两顿饭不吃似乎也能熬得住。

记得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县城里来的女教师——知识青年，回族，说实话，她究竟长得如何，如今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完全模糊了。她最擅长的教育方法就是动辄在中午把我们留在教室里“用功”。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三年级以后的数学成绩一直不好，大约就是拜她所赐。

山里的孩子放学后是不会有时间写作业看书的，因为家里的农活似乎总也干不完。记得我们那时候下午放学回家后，要么上山打柴、下地割草、要么就是放牛、马、猪、羊什么的。

后来上了初中，学校离家就更远了（中学在另外一个乡里）。因为晚上要上自习，所以像我们这种离学校不远不近的学生，通常是中午和傍晚跑回3公里外的家里吃饭，晚上则住在学校里（那些离家更远的同学则吃住都在学校里，离家更近的同学呢则吃住都不在学校里）。我前面说过，那时候的我们是没钱买早点吃的，于是，初中时我们一日两餐的时间安排就变得非常怪异了——中午12点半左右飞奔回家吃午饭，然后急急忙忙赶往学校，上完两节或三节课后，大约5点左右，又得飞奔回家吃晚饭，饭后顺着乡间那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看书边走路赶往学校上晚自习。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我们来说，通常是晚自习后便已经开始饥肠辘辘的，但必须忍着，不是忍受到第二天天亮就行了，而是必须忍受到上完上午的课后才能飞奔回家吃午饭。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的一日两餐，在时间安排上是非常的不人道，午餐距晚餐不到6小时，而晚餐距第二天的午餐则至少有18个小时。在这18个小时里，我们通常连水（水管里的凉水）都很少能够喝上。

贫穷不是一种罪过，但绝对是一种罪恶。因为贫穷，我们都经受过了太多的苦难。所以，我至今都对那种什么“苦难是一笔财富”的论调嗤之以鼻，让他们也到山里去成长一回试试？更对学校开学时把学生拉到军营里进行“吃苦训练”（统称为军训）的做法深恶痛绝，比起山里孩子吃过的那些苦，那简直是享福！

饭后，特意问那位叫做“小小”的老师，学校近年来的情况是否已经有所好转？她说，因为父母大都到外面打工了，好歹每月能给家里寄回点钱，所以，无论是孩子们的书包，还是衣服乃至午饭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听罢，内心开始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