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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将近五十年了，我还时常想起一位萍水相逢的女孩。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十八岁。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山村里当民办教师。这个山村位于湖北省通山、崇阳两县交界处。村前有一条公路。往东去十三里，有一个小镇，名叫南林桥；往西去十五里，也有一个小镇，名叫路口。那时候，经常有徒步串连的红卫兵从公路上走过。这些风华正茂的革命小将大都走得很吃力，有些女孩甚至一簸一簸的。有时，一些红卫兵到村子里来讨水喝，好心的村民总是指点他们到我家去。因为我有一个好母亲，家里一天到晚备着开水，而且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天黄昏，我和父母正准备吃晚饭，一位村民把一个小女孩带到我家门口，指着我对她说：“你跟这位老师说吧！”接着，他又对我说：“这个红卫兵说话我不大懂，好像是说跟同伴走散了，要连夜赶到什么接待站去，天黑了，不敢走。你说这怎么办？”

我仔细看那女孩，她约摸十二三岁，十分娇小可爱。看来刚刚哭过，脸上还有泪痕。头上戴着一顶当时很流行的那种风雪帽，臂上戴着写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章，背着简单的行李。从装扮上看得出是城里人。她说，她是广州人，跟同学一道出来串连。刚下过雨雪，衣服被淋湿了。这天下午，她趁队伍在路口接待站停留的时候，寻了一个有炉火的地方烤了一会儿衣服。后来等她回到原来的地方一看，同伴都走了，只留下一张字条，告诉她队伍去了田心，叫她到田心接待站会合。她一看字条，慌忙赶路。走到这里一问，才知道走错了方向。原来，从路口到田心应该往北走，她却往东走了。这一段公路，两旁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天色又越来越暗，她好害怕，就再也不敢走了。

我看到她风尘仆仆，一脸焦虑的样子，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我决定连夜送她到南林桥。我知道，南林桥有红卫兵接待站，到了那里就有办法帮她找到同伴了。我把她领进屋。母亲点亮了煤油灯。我拉过来一把小靠椅，让她在火炉边坐下烤火，请她跟我们一起吃红薯夜饭。

“谢谢，”她说，“我不饿，我在路口接待站吃过晚饭了。”

“再吃点吧。路口到这里十几里，也走饿了。”我母亲说。

她还是不肯吃。我们也不好再相劝。因为红薯本不是什么好饭食；况且那夜煮的红薯都是那么小，皱皱巴巴的，更不好意思劝人。

烤了一会儿火，她把风雪帽往脑后一推，露出了短短的黑发。当时的女红卫兵都是清一色的齐耳短发，而这女孩的头发特别短，只有寸把长，柔柔顺顺地贴在头皮上，显得更加稚气。

我吃完饭，提了一盏马灯，带着女孩匆匆上路了。这天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马灯的光仅仅照亮脚下的一小块路面。路旁的山隐没在黑暗里，是那么神秘莫测，使人毛骨悚然。公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除了我们两个女孩沙沙的脚步声外，就是一片寂静。为了壮胆，我一路上跟她说着话。从谈话中我知道她叫杨方，能歌善舞，是她所在的这支长征队伍里的文艺骨干。虽然长途步行很累，但这支队伍一路上还经常搞文艺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到了南林桥接待站。工作人员一听说有掉队的红卫兵，连忙热情接待＿＿一面打电话跟田心接待站联系，一面给杨方安排晚饭，给我们俩安排床铺。杨方吃过饭，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烤了一会儿火就睡下了。（友情文章http://www.duanwenxue.com/ ）

第二天早上，天才蒙蒙亮我就起了床。因为我得赶回去给学生上课。走的时候，我没有唤醒杨方，我想，她昨天赶了夜路，让她多睡一会吧，到时候接待站的同志自会照管她。

此后，我常常想起杨方。不知她那天是不是顺利地找到了同伴，后来是不是到北京看到了毛主席。

一晃将近五十年了，我多么想问一声：杨方妹妹，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