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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写日记

一日，好友向我推荐一本书——《官径》，言及曾国藩如何从一名山村学子成为清政府中兴大臣云云。对曾氏的更多更深了解，是始于唐浩明著《血祭》、《野焚》、《黑雨》。唐先生的曾氏三书，可谓名噪一时，其描写曾氏之读书、之为官、之行伍、之用人、之家教、之修身、之立业，无不入木三分。每读唐氏三书，心领神会，收获颇多。如写日记就曾是曾氏自修自省自励的必修功课。日记成了知心朋友，可以促膝谈心、互诉衷肠；日记成了一面镜子，可以辨别真伪、检视言行。日记博大精深，记不尽的恩爱情仇、喜怒哀乐，写不完的春夏秋冬、沧海桑田。于是，我拿起笨拙的笔，开始记起该记的日记了。

然而，当拿起笔写日记时，笔是那样的沉，心是那样的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个令人发狂的荒唐年代。那是公元一九七0 年，我刚进初中。拿着父母给的血汗钱，缴了学费，领了新书和作业本，其中还有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日记本。班主任老师在天天读的时候郑重其事的要求，必须每天用这个日记本写日记，要记下光辉事迹，留下豪言壮语，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是，被迫天天写日记。初写几天，是伟人的教导，再写几天，是英雄的格言，然后写下去，就剩下的只是无病呻吟了。一场追逐功利的写日记运动随着那个年代的结束而结束。从此以后，我也就没有写日记了。

写日记原本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但一经折腾，也就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