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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岁的女儿一放学，便兴冲冲的对我说：“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选成学校卫生督察大队的组员了。瞧！这是什么？”她双手捧起吊在脖子上的那个比她的脸还大的“红牌牌”，比划着，摸了又摸。那高兴劲儿，比运动员得了奥运会金牌都兴奋。后来，她还一个劲儿地说谁落选了，谁羡慕嫉妒恨了，还有谁让家长给老师说情了等等。那不烂之舌像机关枪似的，让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我便回厨房去做饭了。

见我无语，她便把双手叉到小腰后，踱着方步，矫首昂视着过来对我说：“老同志，你今天可真奇怪。为何不祝贺祝贺呢？”

“祝贺个屁呀！弄个芝麻官当，有你好受的……”

我这话一出口，只听得先是“地动山摇”，紧接着“大雨倾盆”。她脚踏地板，哭声连连。

有什么好哭的，我有我的理由。我觉得这孩子太累了。不说别的，就看看她脖子上挂的那些物件就够了。

六岁时，女儿光荣的加入了少先队。于是，她脖子上便再也离不开那鲜艳的红邻巾。偶尔忘了，她也要赶紧跑回家来取，或者上小卖部买一个。因为一旦学校的“大队委”发现了，扣了班分，班主任准会一顿斥责。

八岁了，我因为工作忙，总不能按时回家。于是孩子脖子上便又多了一串钥匙。每天一放学，孩子自己开门。有时，那“十”字头的钥匙插不进去，她便坐在门口，一边写作业，一边耐心的等我。邻居张大爷见了我，满脸堆笑的说：“你家闺女可真有能耐，小小年纪，就成掌柜的了。”我听后也不多说，只是淡淡的笑一笑。

女儿九岁了。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的鼻子不通气，脖子两侧还有几个小疙瘩。我一摸，果然如玉米粒般大小。她那小模样也显得苍白憔悴。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她扁桃体发炎，严重影响了脖颈淋巴。一连七八天她还发着高烧，又是打点滴又是吃西药。听说仙人掌有助于治疗，她妈妈便小心的用小刀将那小刺一一剜去，碾成糊状，给她敷在脖子上，再用纱布裹上。那样子，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都可怜。最后，炎症没了，我们总算放心了。可是医生说，每到冬天，一定记着，给孩子套上围脖，以免受凉了又复发。

出院后，爷爷奶奶心疼她，便四处打听，给她找了个干娘，以保平安。干娘让孩子在她家灶房前上香磕头后，便把那供了三天的红色的“铁绳”拴在孩子的脖子上，还嘱咐要等“绳子”自然断了方可作罢。这样，我们多了一家亲戚，孩子自然多了一个娘。逢年过节，我们总要提上大包小包去看望人家。孩子小不懂事，我们软磨硬施，她才愿意去。事后她便埋怨说，已经有妈了，何必再找个干娘。

想想看，孩子慢慢长大，这些东西合起来已有一大串，已经“领先占有”了女儿的脖子。如今又来一个“红牌牌”，那是要她起模范带头作用，搞好学校卫生呀。你说她累不累。

于是，我笑着对女儿说：“你的脖子就像那农家院里果树上刚长出的侧枝，晾衣服，挂竹篮，放草帽，还不够，小鸡小鸟也要落在上面喳喳叫几声。除非有个长颈鹿一样的脖子。否则，有你好受的。”

她一听倒乐了，笑着说：“长颈鹿的脖子才好看。长长的，可以扎个蝴蝶结。要是爬个小松鼠就更好看了。”说完便亲着她的“红牌牌”屁颠屁颠地走了。

哎，到底是孩子，她哪里知道我的这份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