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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8个月大的时候，大街上开公判大会，公审一批抢劫杀人犯。公审结束，囚车向郊外荒野驶去，速度很慢，成群结队的人跟在后面追着，里面有爸抱着我，有爸的同事我阿姨。阿姨说小孩儿是不能看枪毙人的。爸飞快地把我送回他的单身宿舍，想把我卧在床上。看我哭嚎得厉害，他实在没法，就把我放在单位大院里的一个用红砖围成的圆圈里。这个圆圈是为保护一棵钓鱼竿粗细的小冬青树而砌的，砌的大小和高度，足够装下我，而且不会倒地，而且露出胸口以上的部分。这是一个大发现，爸得瑟了一下。如果把我放在床上，估计会掉床。爸去看枪毙人了。等他回来，我已经窝在圆圈里睡着了，下半身尿得透湿。这还没完，当天夜里又发高烧，打针吃药折腾了好几天我才恢复正常。

　　那是1990年秋后，不知爸为何把小不点点的我弄到他的单位去，更不知道当时妈在干啥。这件事不值得纪念或埋怨年轻爸妈的粗心，只是想说那棵曾经被红砖围起来的小冬青树，后来的命运比我还不济。听说它因长得好，被局长挖掉扛回乡下栽在了自家的院子里。再后来，局长不当局长了，赶上他的村庄拆迁，冬青树在枝繁叶茂长势正好的节骨眼儿上，被政府的推土机连同院墙房屋一股脑儿的给推掉了。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