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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除了有自己的软件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的公司。（名字大吧？没办法，“皮包公司”一定要起个大名字！）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声迷。当时我就想把中国一流的相声演员都请到美国的十大城市巡演，让美国人也感受一下相声，当时这叫“国际走穴”。中国人出国需要签 证，我就委托洛山矶最有名的律师去办这些签证，他说没问题，结果离演出还有10天时，当我把所有场地包下来后，15场演出的30000张票全卖出去时，意 外出现了：姜昆突然告诉我：签证没办出来。我一下子瘫了。倒不是在乎钱，最多我把场地费赔了，把广告几十万美元赔掉。但有一个我赔不起的是信誉！而美国人 最喜欢做的就是起诉，这是欺诈行为呀！

我又碰到壁垒了：面临进监狱。就剩下十天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毕竟我在美国也混了两年，对美国社会有些了解：美国是一个政治的社会，他们的国会议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我把56个众议院、参议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做什么？给每个议员写信。当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注明：在两天之内收不到回信，我 会把信转抄给《纽约时报》等报纸。

很多人给我回了信，说很关注这些事情。也有一些议员直接给白宫、国务院、移民局、驻华使馆打电话、发电传，都询问这件事。因为总统最怕参议院、众议院。 所以总统也发传真到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如果你是驻华大使，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他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历不小呀，连美国的国家机器都被他 动用了，背景一定很强！（笑）

于是，所有签证很快拿下。花了19000美元请的最大的律师没有做成的事，我却做成了。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了。于是我马上花100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让人感觉还有第二、第三。把名字弄得响一点。（笑）
但美国是一个律师市场很成熟的竞争社会。人家介绍律师时，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唐骏算什么？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有人理你吗？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

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一小时300美元。所以，如果他缺钱就给我打个电话，随便侃一小时，你就要准备300美元支票。但有时候你谈几次、花很多个300美元，也不一定办下来。

所以我跟他们玩得不一样，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怎么透明？把签证收费写清楚：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明码标价总比含糊其词容易让人信服。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不成功不收费！

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而我则说：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是100%（我总共做了一个，就成功了，你说是不是100%？）。

没有想到吸引了一大群人。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我赶紧跟自己另外一个软件公司的部下说：你们先别做软件了，都过来帮我接电话！

统一接电话模式是：当客户想跟律师谈一下时就回答说“我们律师很忙，所以你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来交给我们。”总共就一个律师，当然很忙！一方面给人的感觉 是，我们的生意很好。当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呀。虽然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啃。（励志演讲：www.52mylife.com）

大学里什么最重要？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学习方式。社会上需要的也是懂学习方式、有学习能力的人。尤其要学会快速学习方式，要学会抓重点。

这么厚的律师书，我在看什么？目录，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那只要听到一个案子时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到时再临时攻关。

最后，越来越多人都要我这里来办理，一下子变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我突然有种失落感：我是做软件出身的，结果软件没有做出什么来，做律所反倒成功了。而这个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创意就是它的高姿态广告——抓住了消费者的心态。

我喜欢挑战，虽然律师事务所做的还不错，但不是我的追求。我的追求是什么？做软件。但我觉得做软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没有成就感。 1994年，到了事业顶峰时，我选择了放弃。虽然在洛杉矶有三份事业，可是我觉得做三个“小公司”，没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当时恰好因为在 日本发明的“婚姻配对机”引起了微软注意，在接到了来自微软的两个招聘电话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洛杉矶的三家公司，结束忙碌而无为的“小老板”生活。 但加入微软时，我只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很多人不理解，放弃自己公司的总裁位置，去做工程师？我觉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