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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她记事时起，大舅就好像不是这个家的人。记得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刚被收容所送回了家，和街上的叫花子没有多大的区别。外婆在屋里大声地骂，他蹲在一旁小声地哭，像受伤的小动物。那么冷的天，身上只有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门口围了一群好看热闹的邻居，对着他指指点点。

不多久外公回来，一见他这样子，就跑到门背后去拖了一根扁担出来，劈头盖脸地向他打去。他“嗷嗷”地叫着，却不敢躲闪。爸爸冲上去抢外公手里的扁担，他跪在地上含糊而大声地叫着，仔细地听，是“爸爸我错了”。后来她知道，那是她大舅，小时候生病把脑子给烧坏了，是个傻子。

外公那时在外面当包工头，还是有些关系和财力的。没多久，就将大舅弄到了养路段，反正是纯体力劳动，傻子也能干得下来。

大舅于是常常回家来，手里拎着单位发的东西，有时是油，有时是水果，有时是肉。巴巴地送到外婆面前，却还是常常被骂一顿。她当时年纪小，觉得外婆一定是大舅的后妈，否则怎会如此待他。直到成年，她才知道，亲人之间也有世态炎凉。

大舅待她也是极好的，每次回家总不忘给她带上些好吃的：糖葫芦、棉花糖、大苹果，开始她很高兴，但年纪慢慢大了，她也就不太稀罕这些小玩意了，也开始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冷眉冷眼地对他。一年年地过去，大舅一直是家里可有可无的编外成员，没人心疼注意他，都希望离他远远的，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那年的冬天好冷。年前，外公去世了。

刚从殡仪馆出来，全家人就聚在一起讨论财产问题。外公的骨灰盒静静地放在一边，上面是他的遗像，冷冷地注视着这一群被称为儿女的人。妈妈和爸爸在外地，没能赶回来。看着那些争得面红耳赤的容颜，她突然觉得好陌生好可怕。

就在战争已经进行到白热化，几乎要诉诸武力的时候，一旁突然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号哭声。房间静了下来，她看见，大舅正跪在外公的骨灰盒前，号啕大哭，就像多年前第一次看见他跪着说“爸爸我错了”一样。忽然，她的眼眶就热了。父母长年在外，她一个人待在这个并不温暖的大家里，不是不觉得寂寞的，只是她已经学会用疏离和冷漠来包裹自己。这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家里，还有一个比自己更孤独更缺少关爱的人。他也是她的一个亲人。

没多久，父母回来了。妈妈脸色蜡黄，一见到外公的遗像就昏了过去。在医院里，她听见医生和爸爸的谈话，知道妈妈得了绝症。家里存折上的数字哗哗地往下掉，妈妈却一天比一天虚弱。她天天陪在妈妈身边，那幢大房子里的亲人，仅仅礼节性地来过一次。只有大舅，常常会下班后过来，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陪着她们。

家里的财产之争还在进行。而她们这里，却等着那笔钱救命。爸爸每天四处求人，希望他们能够快点达成协议，或者先支一部分钱出来给妈妈治病。但得到的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谁都说做不了这个主。他们像推皮球一样，将爸爸推来推去。最终，协议还是达成了。大舅是傻子，而她家急需用钱，不可避免地，他们得到了最少的一部分，因为算准了他们不会再闹。那是一幢位于城郊的年久失修的房子。那天，她听见爸爸在和大舅商量，说要将房子卖了换成钱，一人一半。家里的钱已经用得干干净净了，而医院那边却似一个无底洞。大舅傻傻地笑着，含糊地答应道：“好！”她在屋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房子终于卖掉了。爸爸当着大舅的面，把钱数成两份，用报纸包着，将其中的一包递给了大舅，然后揣着另一包急急地带着她往医院赶。刚走出楼道口，就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追来，还有含糊不清地叫她名字的声音。她一惊，心头一冷，医院已经下了最后通牒：再不交钱就要停妈妈的药了。她扭头看爸爸，也是面如死灰。

大舅跌跌撞撞地跑到他们面前，不由分说地将自己的那包钱塞到了爸爸怀里，嘴里含糊地说道：“先，先治，治病。”爸爸一下子呆住了，这么多天来，面对的都是一张张冷冰冰的脸，何曾想到，最危急的时候，伸出援手的，竟是这个傻子。爸爸哽咽着接过钱，正准备说些什么，大舅却又转身蹒跚着走了回去。她看见，常年体力劳动的大舅，身形已经有些佝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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